在少數與多數之間，蘇格拉底屬於少數，屬於個別，這是一個寓言。它預示，少數思想先鋒總是為當代多數人所不容。而人的孤獨感一向是劉教授所關心的一個哲學問題。在筆者的追問下，劉再複說，他的孤獨感可能來自於他從小就愛讀文學書的關係。他自幼對文學就有一種深刻的熱愛，甚至可以說，有一種信仰。相信文學能拯救自身的心靈。因此，他也把文學經典視為天堂般的避難所，人人可以建構自身的夢境世界，遠離“浮躁的喧囂與騷動”。
劉再複認為，孤獨對於思想者來說，是一種常態，一種精神創造的必要狀態。不做潮流中人，風氣中人，也不做時尚中人，擺脫現實關係的糾纏，擺脫大眾的牽製，才能獨立。因此流亡對他來說並不是政治反叛，而是自救。這把他從社會的浮囂中拯救出來，抽離出來，從而贏得一種冷觀世界的可能和沉浸於精神深海的可能。到海外之後，他特別喜歡禪宗，也正是禪宗幫助他從政治浮囂中抽離出來，從而獨立麵對世界，麵對時又對功利世界有一個新的省觀態度。
“我是自己的他者”
向內心深化涉及到人的主體問題。因此，筆者想起劉再複教授著名的“文學主體性”命題，並提起他曾經說過“我是自己的他者”這樣的思想。這似乎有矛盾？
劉再複回答說，“我是自己的他者”講的不是主體性，而是主體間性，也可以稱作主體際性。所謂主體間性是主體與主體關係。哈貝瑪斯講的交往理論也是講主體間性，但那是外部主體間性，不是內部主體間性。所謂內部主體間性是人的靈魂內部的主體關係。弗洛伊德把主體內部這個“我”，分為本我、自我、超我，這三者都是主體，之間就有一種關係。高行健發現世界上各種語言的人稱都是你、我、他，這就是主體內部的三重性、三坐標。
劉再複指出，高行健創造的冷文學，其主要關鍵是把第三人稱的“他”變成一種冷觀世界的中性的眼睛，並可以和你、我對話，這就形成內部主體間的無比豐富的語言關係。說“我是自己的他者”，與此相似，強調的是須有一個可以反觀自己、麵對自己的中性眼睛，可以幫助自我進行淨化的眼睛。
二十年前，當劉教授提出主體性命題的時候，具有曆史的針對性和曆史的具體性，並非空頭理論。唯有了解其時代語境，才能理解提出這一命題的意義。那時的作家主體受到各種各樣限製，所以必須爭取主體性的解放，必須張揚自我。可是到了海外以後，冷靜下來，劉教授更注意主體性的另一麵，即還需要有一個抑製自我的問題。他說：
“自我內部是一個大世界、大宇宙，應當不斷開掘。高行健創作的成功便是開掘生命開掘自性的成功。不能像尼采那樣無限膨脹自我，以至把自己膨脹為新的救主。自我內部真我與假我的衝突，是一種永恒的衝突，應打破我執，即打破假我、限定假我。”
劉教授解釋說，我們要張揚自由、爭取自由、但也要警惕對自由的濫用。所謂的“冷文學”不是指冷漠的文學，而是冷觀的文學，是作家得以用冷靜的態度對待自身，並用這視角來觀照世界，透視世界的荒誕，也看到自己內心的混沌。
劉教授告訴筆者，他自己的內心也慢慢產生一個觀照自己的另外一個“自我”，使他的內心能夠相對冷靜，不再充滿詩人的激情。這形成劉再複自己的一種“格調”，或者說他自己的筆調；所以他近十年來寫作的基調也就更加冷靜。他說他已度過人生和寫作的浪漫時期。
談到這裏，劉教授補充說，本來，一個批評家跟一個作家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抱得太緊。然而他和高行健為何卻成為好朋友呢？他告訴筆者，這是因為他們在上述觀點上的見解是共通的。雖然，高行健在這一點比他更早意識到主體性內部關係的問題，但是在理論上，卻是劉教授的思考才將此論述更加係統化地展示。劉教授很早以前原本就研究主體性課題，而如今他的思考進入內部主體間性的境界。
最後，劉再複也期待，當今世界文壇的精神領域方麵，中國當代學者都可以總結高行健獨特的審美經驗，為主體哲學提供新的視角。他預言，關於內部主體間性的研究，可能會給人類精神價值體係增添新的瑰寶。
林幸謙浸會大學中文係副教授，香港詩人
2、生命向宇宙敞開——劉再複教授專訪之二
文/林幸謙
故鄉就在心中與筆下
一九九五年，劉再複夫婦曾一度有過返回北京看看故園的念頭，然而就在他們歸國前夕，北京故地發生了一件令他們深感痛心的“劫持寓所”事件，傷害了他們對鄉土最後的眷戀。這事件，引領劉再複進入更深廣的精神之路，年輕時代被他詩意化了的故國鄉土再沒有浪漫的想像。此次劫難給他提供了另一次心靈大解脫的契機。
這些年來，劉再複不斷重新定義故鄉，更深地踏上另一種故鄉形態的追尋之路，在精神世界中發現他的另一個故鄉，他的漂泊原鄉。自從他被祖國逼走之後，他發現很早以前，他的故鄉就已經在西方／海外漂泊。經過這些年後，此時此刻他所說的故鄉是“方塊字”，是母親的語言，是《紅樓夢》和中國的古代人文經典，而不是地圖上那個一塊“版圖”，自然更不是某種權力機構。
劉再複曾在《漂泊的故鄉》序文中感歎：昨天，故鄉就已開始漂泊；今天，故鄉再次同他一起漂泊。經過這許多年來，他在海外的放逐生涯幾度經曆了精神上的轉變，用他自身的話來加以強調的話：那是一次脫胎似的轉變。
劉教授在訪談中告訴筆者，這種轉變是他對精神家園的一種特殊感受曆程，如今已變得更加單向化了：
“我想說，我對精神家園的定義愈來愈簡化了，但與真正的故鄉卻愈來愈貼近了。不必設想故鄉在什麽地方，隻要感覺到搖籃般的實在，感覺到心靈歸宿就好，我愈來愈貼近這個心中的故鄉。這些年來這種感覺十分真實。”
對於家園故鄉，劉再複曾作了各種界定，他把故鄉的概念定義得非常寬廣，而現在，劉再複很高興地對故鄉作了如此簡化。他說：
“此時此刻，我的筆下就是我的故鄉，我心中原初的那一片淨土就是故鄉。鋪開稿紙，鋪開書本，我手寫我心，我所耕耘的這片土地就是我的故鄉。我的快樂不在於我的作品的發表，或是外部的評價，或是轟動效應。我的快樂，我的滿足，就在表述的此時此刻。故鄉就在我的心中和我的筆下，回到生命本源和生命本土我就滿足了，此時此刻我就滿足了。生命中的本真本然注入筆下，就是回歸故鄉，能回歸我就滿足了。”
劉再複借流亡美國的德國著名作家湯瑪斯曼的話說：“我到哪裏，德國就在哪裏”，哪裏就是家鄉。劉教授指出，這是說，文化就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到哪裏，文化就跟到哪裏：
“文化是跟人走的。文化在活人身上。文化的載體主要不是圖書館，而是人，是活人。不管走到哪裏，我們都不需要尋找縹緲的故鄉。心中的那一片淨土，就是故鄉的原野，故鄉的處女地原野與處女地跟我來到美國，跟我在全世界漂流。”
漂流與回歸
經過這些年的漂流生涯，我們不難從劉再複的漂流手記係列作品中，看出他的心境經曆了幾次不同的變化。然而，劉教授說，這十餘年來的漂流生涯中有一點始終沒有改變：體認到漂流生活永遠不會有終點，不會有結論。
他告訴筆者：
“漂流永遠沒有句號。生命中所謂的漂流，原是一個不斷尋找、不斷發現的過程，永遠都不會有一個句號，而且，沒有才好。”
因此，劉再複認為，漂泊生活讓他的人生有了另一次新的啟航。他曾借波蘭流亡詩人的話來強調此一觀點：漂流是生命之程真正的起點。漂泊生涯讓劉再複再三地感悟到漂泊是“沒有終點，沒有結論”的事實。
筆者追問，沒有終點和結論，是不是沒有方向呢？劉再複答案是：不，漂流是有方向的。他表示，漂流的內涵既包括“出走”，也包括“回歸”。希臘兩部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就概括了人生經驗的兩大模式，前者是“出征”，後者是“回歸”。他說：
“我的漂流也有這兩大內涵。但荷馬的史詩講的是外部回歸，我講的是內部回歸。老子所講的：‘複歸於樸’，‘複歸於嬰兒’，就是我的回歸。這是回到內心的質樸與本真，回到人之初那雙赤子的眼睛。這就是我的方向。”
十餘年以後，經過“遠遊歲月”、“西尋故鄉”、“漫步高原”、麵壁沉思等曆程，故土祖國積澱在劉教授的內心原野——他的這些情感，一般讀者都不難在他所出版的九本漂流手記中找到蛛絲馬。近年來，劉再複已在自己身上找到祖國與故鄉的詩核詩心。在海外經過一段痛苦憂傷的磨難之後，他走出了地理意義的故鄉而進入以心靈為內在空間的新領域，更貼緊生命。劉教授有時候不禁想到，這樣愈走愈貼近心靈最深層的曆程，“也許正是貼近神意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