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漫遊者和蘇格拉底寓言——劉再複教授專訪之一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詩經碩鼠》
劉再複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研究員，台灣東海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名譽教授：現今已在兩岸三地出版學術專著和散文集數十種。
自一九八九年後，劉再複教授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過著旅居生活。這些年來，劉教授跑遍了歐美新舊大陸，數次客座香港，旅行台灣，甚至回到過廣州演講。在海外漂流的歲月中，他先後到過法國、瑞典、荷蘭、丹麥、挪威、俄國、拉脫維亞、加拿大、英國、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日本、梵蒂岡、聖馬力諾、摩納哥、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二十多個國家，僅法國就去了六次。近幾年，劉教授大部分時間在科羅拉多大學，寂靜的科羅拉多高原的郊野，在他的眼中常流動著潔淨如水的月光，渾厚的洛基山，落在他的窗前，一派肅穆雄深，人生新的道路在這裏重新向他敞開。
東方吉普賽式的漫遊者
這些年來，劉再複以天涯為家，以海角為鄉，過著一種新式吉普賽人的生活。這些年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離散生活讓他成為東方吉普賽思想者的代表。他著述了大量的漂流話語。僅《漂流手記》係列就有九卷：除了第一卷《漂流手記》之外，還有《遠遊歲月》、《西尋故鄉》、《獨語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間》、《閱讀美國》、《滄桑百感》、《麵壁沉思錄》等。這自然不隻是劉再複個人的感悟文字，其中也反映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離散經驗和普世情懷，他感悟到“到處都有漂泊的母親，到處都有靈魂的家園”。
今天，劉教授已經適應了海外的生活，安排好了自己今後的生活。完全走出政治陰影而遊入精神漂流之中。
“我相信自己已進入很深的精神層麵，可以說，這些年來我在讀書寫作上是完全進入一種沉浸的狀態。在此狀態中，我穿透了很多書本，還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一些血脈。”
隨著海外的人生經曆的增長，生活環境的熟悉，劉教授很慶幸如今已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和生活方式。到目前為止，他告訴筆者，他並沒有疲憊之感。
在現實層麵的漂流形式以外，劉再複說，他的內心還認定了一個假設，一個到地球上走一回的“過客”的假設：
“在精神層次上，我永遠是一個漫遊者。這一點我沒有遺憾，反而感到非常高興。我認為，一個作家，一個詩人，本質上就是精神上的流浪漢，沒有國界的永遠流浪漢。”
劉再複說，目前他不需要一個所謂的安定的地方。他希望他的生命是一個自由點，不是固定點。他提起愛因斯坦臨終前曾囑咐親人在其墓碑上寫下這一句話：“愛因斯坦到地球上走了一回。”他認為作為過客，這種到人間到地球走一遭的觀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又說，“夢裏不知身是客”，這詩句要改一個字變成“夢裏已知身是客”，這一點非常重要。《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給賈寶玉的禪偈補了八個字“無立足境，是方乾淨”，是很高的境界。無立足境，是過客和漂流者的境界，唯有在此境界中，人才會放下占有的慾念而獲得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此過客心態之下，劉再複日後是否會回中國呢？你還想要回中國嗎？他回應道：
“我想我還是會回中國一下。因為我對故土還有一種戀情。對土地，山水，特別是人，我都還有一種戀情。我很想看很多朋友，隻是我回去之後不會久住，隻是過客。在中國我還有一些朋友。在海外，即使心情很好，有時候想起那些朋友，也會愴然涕下。”
人生最快樂的時期
劉再複的人生碰上了中國曆史上特有的異變時代，特別是文革和“六四”；然後，是漫長的漂泊生涯。
開始流亡海外的時候，他感到不習慣，感到生活在海水的淹沒之中，充滿窒息感、孤獨感。然而漫長的孤獨把他推向無底的一種深淵——劉再複式的哲學深淵。孤獨，曾使他難過，也使他深刻。孤獨的時候也正是他內心生活最豐富的時候。而現在，苦難已經過去，階級債務和民族債務已經償還，他贏得充分表述思想的自由，贏得生命的最高尊嚴，贏得對宇宙人生的某種徹悟。因此這些年來的日子，是劉再複人生中另一段最快樂的時期。
事實上，這些年的海外生涯，劉再複經曆過了各種生命的困境，人生途中布滿了洪水、黃沙、風暴、泥濘。筆者進一步追問，他人生裏最快樂的時期還有哪些時候？他回顧道，是八十年代的一段歲月，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那段時期。他回憶說：
“那段時間是我人生的快樂時候。我真的高興了很久，從來沒高興得那麽久。當時打倒了四人幫，中國出現了思想解放的一個時代。抓緊這個瞬間，我的思想作了一次爆炸，作了一次痛快的表述，因此它構成了我人生中難忘的快樂時期，這時期我感到自己身心一致。”
這段時期，劉再複看到四人幫倒了，文革，真的結束了。劉再複看到整個中國發生大變動。在這個新的時期新的時代，劉再複感到這是天降的大好時光，他把全生命投入寫作，《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傳》、《性格組合論》、《論文學的主體性》，《論中國文學》、《論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一本接一本，一篇接一篇，一發而不可收。思想的鋒芒激蕩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在學術界中，“劉再複”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
他感歎，文革耽擱了太多的時間，消耗了太多生命；因此當時他隻想追回生命，追回時間。他害怕好時光不會太長久。應當捕住曆史機會，捕住黃金歲月。“當時，我進入一種寫作的瘋狂狀態。常常把家門反鎖，拒絕他人關懷，近乎走火入魔。”
如今回想起來，劉教授說他當年抓緊曆史時間，爆發出一次生命潛能是很重要的。這個曆史機會不可能第二次出現了。雖然那時候也遭到批判，甚至導致了八九年的流亡，然而他至今仍然覺得這時期是他生命當中很有意義的一段時期，他沒有辜負曆史所賜的寶貴瞬間。
文革經驗的省思
對於文革的省思，劉再複指出，文革是災難，但文革的經驗對於他個人卻是一個寶藏，可以讓他不斷挖掘和吸取精神教訓。文革的經驗，對中國甚至全人類的作家，都是資源。顯然，劉再複相當讚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伊姆雷凱爾泰斯的觀點，即把反猶太人大屠殺界定為一種文化，認為納粹大屠殺這種大規模的慘劇也能夠創造價值，在無法估量的痛苦中引出無法估量的認知和無法估量的道德儲備。
劉教授說，猶太人作家凱爾泰斯的意思是：國家不屬於私家姓氏，國家的苦難是世界性的大痛苦，可提供我們環顧回味，甚至提供進行道德重整的契機。從這種意義上講，不能說文革完全非文化，隻是，這種文化是集體無意識的創傷文化；深刻的、積極的、無意識的偽型文化。
因此，劉再複並不讚同季羨林所說的：十年浩劫中文化大革命既沒有革命也沒有文化。文化不隻是有正麵意義的價值，文化也有很寬闊的其他意義。知識分子可以接受文化，更也可以反抗文化；但不能說文革中沒有文化，劉再複強調：
“文革也是文化。我們要反抗文革的這種偽型文化，可惜在文革中我們沒太多力量來反抗。文革結束後，我們開始反省，反省也是某種形式的反抗。”
因此，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既沒有革命也沒有文化，是說不過去的。這不僅僅隻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即不僅是涉及政權層麵的政治革命，而且是涉及了社會各個層麵的大革命。
劉再複指出，革命並非都是正價值。文化大革命深具破壞的性質的暴烈行動。劉再複說，季羨林說文革沒有革命也沒有文化，可能隻是把革命視為好的東西。他解釋：
“文化大革命這一種文化，恰恰是偽型的道德文化，是烏托邦文化。為了進入未知的天堂，我們道德上要特別的純淨。不允許有一點點的私心，有一絲毫閃念都不行，絕對的純粹，結果導致絕對的專製。”
從蘇格拉底的寓言到基督的神性
劉再複進一步說，隻有在沉浸的狀態中向內心深處挺進時，才可能和偉大的靈魂相逢，這是最高的一種擁有詩意的幸福，劉教授說道，能夠麵對古希臘、麵對蘇格拉底、麵對柏拉圖、麵對荷馬，麵對但丁，或者麵對莎士比亞，並且與這些偉大靈魂對話，是人生命的大幸運。
這是劉再複的內心宇宙。他以當年被殺害的蘇格拉底為例，認為蘇格拉底的死亡是一個寓言，一個永恒的提示，即提示天才與大眾的衝突是永恒的，思想者不能期待大眾理解，他命定是孤獨的。他說：
“蘇格拉底不是被暴君處死的，而是被大眾處死的。大眾往往是扼殺天才的共謀，思想者不能總是迎合大眾，也不能幻想得到大眾的支持和認同，而應當保持自己的獨立狀態。多數人不理解不要緊，要緊的是自己真正沉浸下去，深入下去，抵達前人的思想尚未抵達的地方。隻有在深深的海底，在內宇宙的深處，才能與蘇格拉底和一切偉大的靈魂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