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嚴責人，並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25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蔡先生一切待人接物，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
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絲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有數。至於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隻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雖然他是不重視宗教的。關於這一類的事，我隻舉一個遠例。
在五四前若幹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起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
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製約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鍾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幹。
這話在現在聽來或不感覺如何，但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隻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安福賊徒，指北洋皖係軍閥操縱的官僚政客；袁氏遺孽，指竊國大盜袁世凱的餘黨。）具人形之識字者，寥寥可數。
蔡先生一人在那裏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