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
夏丏尊先生（1886～1946）死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了；但靜靜的想著時，我們仿佛還都聽見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
他住在淪陷區裏，生活緊張而困苦，沒有一天不在愁歎著。是悲天？是憫人？
勝利到來的時候，他曾經很天真的高興了幾天。我們相見時，大家都說道，“好了，好了，”個個人的臉上似乎都泯沒了愁悶：耀著一層光彩。他也同樣的說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悶之中。他比我們敏感，他似乎失望，愁悶得更迅快些。
他曾經很高興的寫過幾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麵的主張出來。但過了一會，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為了身體逐漸衰弱的關係。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反對一切的壓迫和統製。他最富於正義感。看不慣一切的腐敗、貪汙的現象。他自己曾經說道：“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著對於苦難的敏感。”又道；“記得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人床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刻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產時，不敢走人產房，隻在別室中悶悶地聽著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均見《平屋雜文》）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麵上很恬淡，其實，心是熱的；他仿佛無所褒貶，其實，心裏是徑渭分得極清的。在他淡淡的談話裏，往往包含著深刻的意義。他反對中國人傳統的調和與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個早衰者，不僅在身體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個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許多不愉快的現象，眼睛昏花了，記憶力減退了，頭發開始禿脫而且變白了，意興、體力甚麼都不如年青的時候，常不禁會感覺得難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覺得難堪的是知友的逐漸減少和疏遠，缺乏交際上的溫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懺悔》裏，他又說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較老大。可是自己覺得體力減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歲以後，我就感到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勁，隻得是懨懨地勉強挨，幾乎無時不覺到疲勞，甚麼都覺得厭倦，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還隻四十歲，不知道我年齡的，都以我是五十歲光景的人，近來居然有許多人叫我“老先生”。論年齡，五十歲的人應該還大有可為，古今中外，盡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氣很盛的。可是我卻已經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並不因此而消極，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厭世一樣。他常常憤慨，常常歎息，常常悲愁。他的憤慨、歎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處。他愛世、愛人、尤愛“執著”的有所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為的人，他愛年輕人；他討厭權威，討厭做作、虛偽的人。他沒有機心；表裏如一。他藏不住話，有什麼便說什麼，所以大家都稱他“老孩子。他的天真無邪之處，的確夠得上稱為一個“孩子”的。
他從來不提防什麼人。他愛護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們的安全與困苦。我在抗戰時逃避在外，他見了麵，便問道：“沒有什麼麼？”我在賣書過活，他又異常關切的問道；“不太窮困麼？賣掉了可以過一個時期吧。”
“又要賣書了麼？”他見我在抄書目時問道。
我點點頭：向來不作乞憐相，裝作滿不在乎的神氣，有點倔強，也有點傲然，但見到他的皺著眉頭，同情的歎氣時，我幾乎也要歎出氣來。
他很遠的擠上了電車到辦公的地方來，從來不肯坐頭等，總是擠在拖車裏。我告訴他，拖車太顛太擠，何妨坐頭等，他總是不改變態度，天天擠，擠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時等了好幾部還擠不上。到了辦公的地方，總是歎了一口氣後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們在背後都這末說。我們有點替他發愁，看他顯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營養是那末壞，家裏的飯菜不好，吃米飯的時候很少；到了辦公的地方時，也隻是以一塊麵包當作午餐。那時候，我們也都吃著烘山芋、麵包、小饅頭或羌餅之類作午餐，但總想有點牛肉、雞蛋之類伴著吃，他卻從來沒有過；偶然是塗些果醬上去，已經算是很奢侈了。我們有時高興上小酒館去喝酒，去邀他，他總是不去。
在淪陷時代。他曾經被敵人的憲兵捉去過。據說，有他的照相，也有關於他的記錄。他在憲兵隊裏，雖沒有被打，上電刑或灌水之類，但睡在水門汀上，吃著冷飯，他的身體因此益發壞下去。敵人們大概也為他的天真而懇摯的態度所感動吧，後來，對待他很不壞。比別人自由些，隻有半個月便被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