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實行新法，次年為宰相，新法逐步推行，卻受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這時司馬光任右諫議大夫，他寫了長達三千多言的《與王介甫書》，對新政提出了批評。論私交，王安石與司馬光是多年的老朋友，互相比較了解，還在任群牧司判官時，倆人就是同事，相處得很好。但在如何治理國家的重大原則問題上，雙方存在很大分歧，誰也不肯絲毫讓步。司馬光屬新政的反對派，他引經據典，說明新政不可行，其言論偏於保守，從根本上說，他這的這些觀點是不正確的。但列舉出王安石在實行新法過程中的一些弊病，卻是切中時弊的。為此，王安石寫了這封回信。王安石在複信中沒有對司馬光的意見逐條具體地加以反駁，主要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五事，並對士大夫不恤國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規的保守思想提出了批評，回答了包括司馬光在內的保守派對新法改革的指責。從這裏可以看出王安石對變法革新的決心和信心。文章簡明嚴整，話說得很坦率，既敘了友情，又堅持了原則，措辭委婉而原則問題上堅定不移，文章顯得峭拔有力。
【原文】
某啟[1］：昨日蒙教[2］，竊[3］以為與君實[4］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5］多異故也。雖欲強聒[6］，終必不蒙見察[7］，故略上報[8］，不複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9］，於反覆[10］不宜鹵莽[11］，故今具道所以，冀[12］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13］。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14］、生事[15］、征利[16］、拒諫[17］，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18］，議法度[19］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20］，不為侵官；舉先王[21］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22］，不為征利；辟邪說[23］，難壬人[24］，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25］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26］國事，同俗自媚於眾[27］為善。上[28］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29］？盤庚之遷[30］，胥[31］怨者民也，非特[32］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33］，度義而後動[34］，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35］，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36］，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37］，不任區區向往之至[38］。
【注釋】
[1］某啟：作者自稱。[2］蒙教：蒙您賜教，即收到來信。[3］竊：私下，我，自謙口氣。[4］君實：司馬光的字。[5］所操之術：所持的政治主張。術，指治國的主張、方法。[6］強聒：強作解釋。聒（guō），聲音嘈雜。[7］見察：被諒解。[8］上報：指回信，是一種客氣說法。[9］視遇厚：看待優厚。[10］反覆：指書信往還。[11］鹵莽：簡慢無禮。[12］冀：希望。[13］名實：名義與實際。[14］侵官：侵犯其他官吏的職權。[15］生事：惹事。[16］征利：爭奪財利。[17］拒諫：拒絕批評。[18］人主：皇帝，指宋神宗趙頊（xū）。[19］法度：法令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