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鈴搖晃著小村，也搖晃著我的靈魂，我的記憶翻開了一個蒼白的日子。1995年3月29日，高山皺起眉頭，長天緊繃著臉，小白花豎起耳朵，傾聽溪水吟唱著一曲不該吟唱的哀歌：石門縣九渡河鄉雙堰堤村黨支部書記袁誌順因積勞成疾，累死在家鄉的小路上，終年62歲。我還沒來得及品味“累死”兩個字的真正含義，一個聲音便向我訴說起老支書臨終前72小時的辛勞過程。
聽著那讓人心碎的敘述，老支書不也是一條牛嗎？我順著鄉親們指點的小路，去尋找老支書倒下的地方。此刻，山坡上沒有牛的蹤影，我的腦海裏隱約著牛鈴的輕搖聲，那究竟是老支書的英靈，還是老支書沒來得及說的遺言呢？他是因為三天三夜沒合眼而倒在這裏的，他是為了落實明天架設廣播線路的勞力問題而倒在這棵桐花樹下的。聽人說，他臨終前隻剩下40公斤的身軀。
他太累了，我的腦子裏出現了一片搖晃的紅葉，此刻，我才懂得他不是倒下，而是隨風升騰，不然，這滿山滿嶺的桐樹為什麼會在這個季節裏開出聖潔的花朵呢？他的確是一條勤勤懇懇的老黃牛，那輕搖的牛鈴聲時時都會搖醒鄉親們的記憶。當年，雙堰堤村隻是一座座犬牙交錯的石山，幾塊“幹魚腦殼田”，流傳下一首民謠：“下雨怕衝，天晴怕旱，一年到頭就長草稈稈。”直到60年代末，這裏的人平均收入還不到百元。1970年春的一天，也是桐花盛開的時候，在曾家埡村當“客籍”黨支部書記的袁誌順重返故土，擔任了本村的黨支部書記。從此，他在這塊土地上帶領鄉親們墾荒、耕耘、致富，直到他倒下的那一刻。
我朝著老支書走過的地方走去，傾聽著鄉親們對他的懷念。
我望著高築的水壩，想起了他的汗水，他的鮮血，他手上的老繭和幾次昏倒卻又站起的鐵人精神；我望著那彎曲而漫長的村級公路，想起他那鋼釺，他那鐵錘，他那草鞋和他脖子上的青筋以及太陽色的脊梁。
他原本是希望和鄉親們一起點燃勝利的鞭炮，共享通車的喜悅，然而，他卻在這個時候倒下了；他原本是希望再度撫摸秋天的金黃，同慶豐收的季節，可是，他卻在早春的風雨中長眠於地下。我無法想通這人生的必然，隻想學著那位村姑的樣子，采盡田邊的小花，覆蓋他的墳塋，讓他在地下也能看到山花盛開的春天。
朦朧中，我仿佛又一次聽到叮當的牛鈴聲。我追著牛鈴聲爬上山頂，那牛鈴聲仿佛是從西沉的太陽裏傳出，猛然間我明白了，他沒有西沉，明天還會升起，他不是遠去，而是回家。我也深信他一定會回來的，因為他每次外出都回來了，不是帶回黨的政策，就是帶回一種精神；不是帶回一條經驗，就是帶回一條致富的路子。高產油菜的種子是他帶回的，“雙兩大”的栽培技術是他帶回的，栽種茶葉、杜仲的經驗也是他帶回的。前兩年，老支書還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從外地買回了15000株橘苗和8000株板栗苗，分別送到農戶手中，僅僅兩個冬春，全村新植的經濟林人平達到12畝。這一次，他怎麼會不回來呢？
我聽著他們的訴說，看著這些老支書發給大家的橘苗，沒想到他每次出門為鄉親們辦事的出差費也從未報過。我不可思議地朝小村的各個角落走去。我走進高風亮節的竹林，聽到了牛鈴丁當；我走向清澈見底的小溪，聽到了牛鈴輕唱；我走向開滿小花的田野，聽到了牛鈴震響。我終於懂得了，是因為老支書在這裏奮鬥了幾十年，這裏才會有這樣的村落；是因為老黃牛在這裏耕耘了幾十年，這裏才會有如此的春光。
1994年，該村人均收入達970元，80%的農戶告別了“幹打壘”的住房。看到村裏的變化，我為長眠的老支書感到一絲欣慰；看到他家的情景，我的心又一陣酸楚。這就是他的家嗎？一個辛勤了一輩子的老支書的家嗎？土房、破帳、爛桌、舊床，加起來還不到300元吧。頓時，我的頭在發昏，心在作痛，我差點抑製不住自己的淚水……
我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老支書。一路上，隻見春花還在開放，春筍還在拔節，春水依然向前湧去。我們默默地告別了老支書。一路上，聽見牛鈴丁當響，它搖著小村，搖著大山，也搖著每個人的心。這聲音像是呼喚一個生命的複活，也像是呼喚一種精神的回歸。
春筍為什麼長，稻穗為什麼黃。
麥苗為什麼綠，菜花為什麼香。
老牛為什麼不知累，牛鈴為什麼叮當響。
我的那個男人喲
別人說他好，我卻怨他傻，別人說他傻，我又覺得他好，我無法說清這種愛與怨的交織。也許，也許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吧。
（一）
記得1958年3月15日那天，我這個大姑娘嫁給了他那個大小夥，他，就是現在人們時常掛在嘴邊的沅陵縣黃壤坪鄉武裝部長張其榮。
結婚那天，我們沒有花轎，也沒放鞭炮，隻是林中的鳥兒多了幾句。我跟著他，從山的那頭走到了山的這頭，從媽媽的懷裏走進了他的懷裏。
洞房儉樸得像他那個人，隻有大紅被麵的婚床還有一點新婚的氣息。我和他坐在床沿前，想說的話不知都跑到哪裏去了，屋裏靜得能聽見對方的心跳。我們望著窗外交頸相吻的桃花和李花，默默地等待月亮的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