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詩經》這部我國最早又一直受著人民喜愛的詩集，問世2500多年來，保持著千古不朽的藝術魅力。幾乎每一部文學史都認為，這是一部集樂師所采民間歌謠，巫、史等職官所作、公卿列士所獻的詩歌總彙。
對《詩經》的篇章作者、主題、詩意等多有爭議。比如《關關雎鳩》這首開篇詩，有認為它歌頌了“君子”與“淑女”的美滿婚姻、感情和諧，也有認為它是一幅活龍活現的“君子”求偶圖。對《伐檀》這首名篇——“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有認為它喊出了勞動者對剝削者的憤懣，也有認為它反映了勞動分工、商品交換，並無對不勞而獲的怨憤。又如《七月》一詩，多寫農事，有認為它係周公所寫，也有認為為奴隸們集體創作。所有爭議都沒有否定這部不朽詩集是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們在不同地域、不同場合所作，而又經樂師、儒者特別是孔子的整理。
最近，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李辰冬對此定論提出異議，認為《詩經》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50年間（公元前825～前775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是他的個人詩歌專集。
這一驚人之論的依據是，詩三百的形式有點像民歌，實際上，作者是用民歌形式表達他的內心，並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無個性，而詩三百篇篇有個性。“所謂個性，這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李辰冬推斷，詩三百實際上有多個統一：地理的統一、人物的統一、時代的統一、史事的統一、題材的統一、名物的統一、詩句的統一、風格的統一、聲韻的統一、起興的統一、人格的統一，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複興史與幽王亡國史。他並用統計法找到尹吉甫隨周王出征的證據。
我們知道，《詩經》有些篇章，標有作者的名字，其中有西周貴族尹吉甫。例如，《大雅》中的《崧高》有“吉甫作誦”句。又如《小雅》中的《巷伯》標明作者為“寺人孟子”。據餘冠英等《詩經》專家考證，詩三百最初的編集者是周王廷的樂官太師，這些詩分為國風、大雅、小雅、頌四個部分。二雅除個別例外都是西周詩，多半是貴族作品，產地是西周五畿。頌是活著的貴族子孫對死去的貴族祖宗的祭祀的樂歌，頌詩中《周頌》最早，全是西周作品；《商頌》是公元前七八世紀之間宋國的作品；《魯頌》是公元前七世紀魯國的作品。國風則是各國樂師采風、收集的民間歌謠。農事詩《豳風》中的少數歌謠（例如《七月》）表現了比同期雅、頌更高的文學技巧，可能由於它們被記錄、傳播較晚，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加工潤飾。這就是說，詩三百在地理、人物、時代、史事、題材、名物、詩句、風格、聲韻、起興、人格諸方麵並不統一，是典型的“集體創作”不過，認為《詩經》係尹吉甫個人詩集，畢竟采用了現代統計方法，並作了一定的史實考證，作為一家之言，可作懸案，留待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