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呂不韋列傳》曾載：“《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便是有名的“一字千金”之說。
此書的編纂者呂不韋是衛國國都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早年通過經商成為大賈，“家累千金”。
莊襄王作了秦王後，拜呂不韋為相，以酬謝其奔走請托的擁立之功。
在秦執政期間，呂不韋不但學習信陵君、春申君的養士風氣，還學習信陵君使用賓客著書立說的辦法，命賓客綜合各派學說之長，編成《呂氏春秋》一書。
《呂氏春秋》分三部分，即《八覽》、《六論》、《十二紀》，共160篇。至今有關它的成書年代，大致有三種說法。
第一，作於秦八年說。在《呂氏春秋》的《序意篇》中，呂不韋說：“維秦八年，歲在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問十二紀。”高誘注雲：“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習慣將序作於書作成後，那麼，呂不韋自說《呂氏春秋》成於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當然可信。
第二，作於秦十年說。到了漢代，被譽為“良史之材”的著名曆史學家司馬遷對《呂氏春秋》作於秦八年之說提出了異議。
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張守節的《正義》說：“即《呂氏春秋》。”
也就是說《呂氏春秋》成於“不韋遷蜀”之後。
司馬遷可以用其作《史記·呂不韋傳》記載的呂不韋遷蜀的那一段曆史證明自己《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十年後的觀點，“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呂不韋，出文信侯（呂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變，乃賜文信侯書，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而死。”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又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不韋迂蜀在秦十年之後，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而這又與上所證呂氏之書成於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說不相符。
如此看來，《呂氏春秋》作於秦八年說當不該懷疑，因為作者呂不韋總不會像他的書中自嘲的“刻舟求劍”的人那樣愚拙，搞錯成書年代。而《呂氏春秋》作於秦十年說也有道理，因為地下發掘的史料總屢屢證實《史記》記載的正確性。
再細細看看陳奇猷提出的《呂氏春秋》初作於秦八年，《成於秦十年的（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一文，確也說得不無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個說法符合曆史的真相，這還是一個尚未解答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