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後人通過口頭或書麵材料，向有關人員和部門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劉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樣，現在改的比過去好了，甚至還揭發說，某些展品是有關人在商店買的，以此說明是栽贓。且不說這種態度有什麼不妥，隻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解釋，就大值得打問號。這些材料都隻證明哪些誇張了，卻無一言半語說明某些方麵不夠。其實，過分的部分與不夠的部分相比，隻要不帶偏見，都是明擺著的。顯然，這些後人提供這些材料，骨肉的感情壓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據說是三百多位人士自發刻的、頌揚劉文彩修學校的紀念碑，裏麵的用辭實在不敢恭維。碑文劈頭就說劉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趙豪俠風”。果真如此的話，劉文彩的八千多畝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為交租時沒有哪個佃戶不急。但他的確收了。還有：“鄉居喜排紛難，倘有構釁，經年法庭不能判決者，得公片語立釋，地方訟事賴以消化殆盡……”這是說，劉文彩喜歡當裁判，連法庭經年不能夠判決的事情，隻要他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沒什麼官司可打了。
這個“立釋”令人費解，是立即釋放之立釋呢，還是疑雲得到澄清之立釋呢？是大家親如一家無官司可打了呢，還是因為打也不起作用不打了呢？無論屬於哪種情況，都不是個正常現象，暫且不說劉文彩是否依仗權勢威鎮法庭和老百姓，縱然他真的英明到堯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而劉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權威。高高在上，和顏悅色，找老人坐談，抱孩子親吻，救濟孤家寡人，判你誰是誰非，大家感激涕零……這是一切政治騙子所夢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為悲和恥反而極力讚頌，不能不說是件遺憾事。這座碑其實並非三百多人的意見，隻不過是三百多人出了錢。誰的意見？文中自有交代：“餘與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劉文彩的朋友寫的。此人叫安相霖，什麼來頭不清楚。這個文人看不見蕭索的大地慘狀，看不見天下不公的現實，隻見到“星公”優秀品質，或者認為“星公”的一切皆優秀。倘若找這位“老人”調查劉文彩，隻怕應該翻案的東西更多。
說到這裏，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麵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後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過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敵的，無不是拚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帳，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歎息。
四．劉文彩靠攏共產黨？
據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說，劉文輝一九四二年接收公館時候，向劉文彩通報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情況。他不但向劉文彩介紹了共產黨許多好處，還把周恩來宣傳的共產黨的政策向劉文彩說了，而公益協進社正是這次談話後搞起來了。這意思是說，劉文彩聽了這些話後態度積極，那公益協進社是進步之後組織起來的進步力量。
果真如此嗎？那麼我們看看自那以後，劉文彩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跡算他是沒覺悟之前發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殺跟共產黨走的積極分子李榮遠於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擊地下武工隊，殺武工隊員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劉文彩調集縣警衛隊包圍共產黨員肖汝霖的家，因為他獲得情報那裏要開會，想全殲共產黨武工隊。武工隊突圍，幾名隊員犧牲；此後不幾天，殺了據說幫助過武工隊的一個人；同年九月，殺共產黨員肖汝霖和武工隊員徐達仁，並命令將屍體拖進縣城示眾……肖汝霖等共產黨人被劉文彩殺害，地下武工隊被圍剿，都在臨近解放的前夜，而執行者都是劉文彩的公益協進社的兄弟夥。解放後，劉元龍、郭保之、劉紹武、李鵬舉等人公然武裝叛亂。有這樣靠攏共產黨的嗎？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會答應這種荒唐推測。
慢說劉文彩沒到也到不了那個份上，就連劉文輝，也未必接觸了共產黨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這是有材料證明的。劉文彩死在新中國誕生之後，而劉文輝竟然還欲讓二十四軍代軍長、侄子劉元宣去掛個名把“公益協進社”領導起來，因為劉元宣的父親劉文淵反對才沒有成為事實。而劉文淵反對也不是因為懂得了共產黨的理論，而是認為堂堂軍長去當袍哥老大有失體麵。劉文輝真的懂得了共產黨革命的宗旨的話，他就絕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還是劉文輝自己坦蕩，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陣營的曆史道路》中說：“我的反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舊社會讓他感受深刻，一個大軍閥不可能說出這番話來，劉文輝的可敬之處，也正在於襟懷坦白。但那篇未出籠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卻不是地方。
五．如何看待那所學校？
平心而論，那座學校至今仍不減昔日的氣派，學校裏培養出許多人才，並將繼續培養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據此就認定劉文彩真心辦教育，那不有些荒謬了。
說到學校不能不首先說到錢。在數說劉文彩花了多少錢之前，得先問一問那錢是怎麼來的，是誰的錢才是。一座學校花了三億多法幣，翻一翻有關四川的文史資料就可發現，與他修學校前後，日本的飛機正在頭上盤旋，五元左右可以買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在這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沒有讀書的命的。其次，辦學校是為了教育興國？還是有感於中國人文明程度不高而培養下一代？這種境界叫劉文彩自己講，恐怕他也羞於出口。政治運動不斷的那時候，稱這所中學“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固然是出於政治鬥爭需要，但學校禁止傳播民主思想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還不說它在涉及政治方麵到底要求學生讀了哪些書。
怎樣看才是曆史的真實？隻要回眸一下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民間風氣就明白了。早在劉氏老大劉文淵被選舉為谘議局議員的清末，考察一個人優秀的首要條件就是有無公益事業紀錄。後來的參議員們是民間其他出頭露臉的人物們，無論真假，他都必須有辦過實在的公益事業的紀錄，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資格。而在所有善事中，總把辦學校擺在第一位。在這所學校出現之前，大邑縣有個窮秀才李吉人，辦了一所學校，在民間的威信很高，並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後他繼續為辦學勞累，獲得了很高聲譽。也就是說，辦學是士紳們的政治資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著指頭算，全國除了“國立”學校之外的私立學校，大多是當地霸主出頭修的，如李吉人這樣的窮秀才建學校少而又少。把學校辦成“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劉文彩耐不住那麼長的時間，他的特點是短效應。但反過來說，修學校的意圖是“讓孩子們有些指望”？同樣不是他的思維方式和水平。“讓孩子們有些指望”，這句話足以驚世駭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這句話能夠與劉文彩的思維和為人協調起來，隻能有一個範圍，即站在劉氏統治集團的利益立場上說的，至少所指的“孩子們”是他的勢力範圍之內的孩子們。那慶祝劉文彩生日的遊行，那專為劉文彩歌功頌德的所謂校歌，不說沒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連民主、民生、民權三民主義的東西都沒有半點！
修學校與辦教育，同樣是兩個不同的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錢修一座學校就等於是辦教育，那麼教育家豈不是盡讓有錢的老板當著？好在世上的事情並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邊偷漏國家稅收，一邊捐資辦“善事”；一邊坑蒙拐騙撈黑錢，一邊捐資辦學校。但，修學校也難以抵消罪惡，一些學校尚存，捐資者卻鋃鐺入獄了，並不因為你修了一所學校就將惡行一筆抹殺。如法輪功組織的一些人物，他們不也曾為抗災捐過錢嗎？總之，劉文彩的修學校與李吉人辦學不是一碼事，與陶行知辦教育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這所中學培養出來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己與學校的關係？這些，也被有些人跟劉文彩聯係起來了。凡學校總會培養出人才的，區別無非是影響麵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己的足印時，尤其難以忘懷青少年時代，走進校園，一草一木都反射著自己往昔的影子，戀戀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對學校的戀情與劉文彩掛起鉤來，或者把培養出了多少人才與劉文彩的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牽強附會了。大清朝為了振興國運，派出了大批留學生，但這些留學生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為出國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無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統治的各路先鋒。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過校長，那麼多黃埔畢業的革命者也並不因為蔣介石當過校長就不反對他了，也不認為自己在黃埔成了人物就認為蔣介石不反動。更有許多革命者出身豪門，革的竟是自己祖宗的命，按照沒有他哪有我的邏輯，豈不連祖宗祠堂都得恢複？若要拉扯例證，將會扯出很多來，那很費事也無必要。對於這些，掌握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那些校友們，理應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學於解放後更名，叫安仁中學。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兩個字才貼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學是安仁地方的中學，並無不妥之處。兩相比較，安仁更實在一些。但在校慶五十周年之際，不但把那座書寫著劉文彩“其生平善績，更仆難數”的紀念碑翻出來印成冊發給大家，還於有意無意之間或口稱或書寫成“文彩中學”。其實校名叫什麼都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況就不可等閑視之了。事實上，公開呼籲恢複原名的人還不少。如果恢複，那“私立”二字將如何處置？對於恢複原校名，有人高興，也有人擔憂。當年批判劉文彩修學校是“處心積慮要把學生培養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堅力量”的判語固然是左，但劉文彩所希望的某些東西倒真是在循序漸進然而卻可怕地應驗。
六．劉氏後人受連累問題。
把父輩的罪孽記到後人頭上，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作法，因株連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陰影中度過。劉文彩的後人自然也不例外。發展到後來，竟連所有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都沒有了，政治運動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慢說與劉文彩有瓜葛的人，就連國家主席都難逃厄運，受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更是無法統計。那種亂套的作法應該糾正，事實上批得也不少。對於這一點，所有從那時候過來的人都有清醒的認識。問題在於，後人受株連隻能說當時的政策對後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殺劉文彩本人的罪孽；對後人遭遇的同情，同樣與劉文彩本人的問題無涉。如果把劉氏後人的遭遇用來說明是對劉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連之忌。每當有人要為劉文彩翻案時，就把劉氏後人的遭遇扯出來議論一番，其實這反而是從反麵把無辜的後人往劉文彩立場上推。
話又說回來，假如劉氏後人受株連能夠證明劉文彩冤枉的話，那麼另一部分並非受株連而與人民為敵的劉氏後人，是否也應該算在劉文彩頭上呢？假如沒有中國共產黨，假如沒有新中國，劉氏家族將會如何？隻要看看劉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劉文彩的大兒子劉元富在解放後還企圖反撲，成了所謂“反共救國軍”的支持者，事實上，這樣的帳也並未記到劉文彩的頭上。劉文運的二兒子劉元瑭手上有紅軍的血，也並不影響老大劉文淵在解放後當四川省文史館員。可見，從總體上來說，各是各的帳，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連是封建時代的殘存物，以掛鉤批株連，等於是另一種方式的株連。
七．劉文輝等人起義的效應。
劉文輝於關鍵時刻起義，為解放全中國，為加速蔣家王朝的滅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說別的，僅就解放四川少犧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為舊時代以自我為中心的大軍閥，作為曾經殘酷鎮壓過革命的人，做到這一點更是難得。無論從革命的立場還是從做人的立場，我對劉文輝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過飾非敢於說真話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義就可以讓他作惡的家族成員或是親朋減輕罪過，那就不是起義也不是投誠，而隻能以“良禽擇木而棲”來解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也就說不上為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是改朝換代了。古時有一句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時代的故事在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得到應驗，豈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為劉文彩不平的人，所執的依據中有一條重要砝碼，就是“劉文彩的弟弟是起義的蔣領”。而劉文輝在敢於正視自己的問題的同時，也於有意無意中替他的五哥開脫。他絕不願正視劉文彩有什麼問題，而是自己一肩挑著了。其實他是沒辦法一肩挑盡的。
按照劉文輝有罪在前大功在後的事實，按照革命不分先後的宗旨，解放後他照樣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這不能成為包攬他人罪惡的資本。我們批判政治運動株連無辜的劉氏後人，也正在於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別人。但如果我們一邊在批株連的荒唐時，又主張將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過，或者拉扯出某個進步人士跟劉文彩私交不錯而企圖說明什麼，隻怕所執的觀念還是沒有搞準。
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起義的將領劉元琮自殺，釀成了悲劇。對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軍區於一九八六年為他恢複了名譽。這種事情並非隻有劉元琮一人身上發生。但，這事與劉文彩什麼關係？什麼關係都沒有。拉扯出這個人來，也成了為劉文彩不平的材料，就顯得有些可笑了。劉元琮的個人悲劇是不幸的，但那減租退押的運動卻不能詆毀。共產黨多少高級將領都在那時期經過了這種考驗。功是功，過是過，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於改朝換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這是封建時代的做法，當今一些貪官汙吏敢於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經有功，所抱的也正是這塊牌子。劉元琮的起義有功不能抹殺，但，剝削之罪卻也事實存在同樣不能因功忽略。在家鄉退賠挨批判，離了家鄉照樣是師長，有何不可？他在農民麵前不願低頭，公然高喊不向農民低頭，並將退賠的財寶扔在地下然後吞毒藥自殺，雖值得傷痛，這個方式卻未必是正確的。
其實，激起為劉文彩不平的心理動因並不難追尋：除了歲月的塵垢淡化了先輩的生死恩怨，除了對過去政治鬥爭的逆反心理等等方麵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實物為今天安仁鎮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效益。幾座公館的宏偉令人讚歎，一所學校培養出了人才，這些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見摸得著，參觀者欣賞的比重遠遠大於受教育。而劉文彩的惡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講述的是劉文彩盤剝和殘忍，而被剝削者和被殘害者的痛苦感受卻難以傳給世人。那個收租院展覽給人更多的是藝術感染，對於並沒有切身體驗的現代人來說，心理上實在難以產生血與淚的共鳴。因而，多少人的血淚風吹滅，隻留下遺跡供談笑。這真是曆史和時間的殘酷。劉澤高的一句話頗具代表性：“人家劉文彩還給安仁做了些好事，劉湘當著那麼大的官，他幹了些什麼？”他的觀點恐怕並不是一個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鄉親和大小官員們，未必就沒有這種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於平和日子或對現實生活抵觸的年輕人，無端地猜想著：假若我生在哪個時候？他們絕不考慮可能淪為被奴役的境地，絕不考慮被奴役的悲慘，幻想著劉文彩呼風喚雨的威風，慨歎自己沒有發跡全是因為沒碰上好時候，因而在心理陰暗的一角，那個劉文彩便成了崇拜偶像。那些穿著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們，更不知這是自甘下流、讓爹媽難堪的行為，他們心目中的劉文彩，自然跟別人心目中的劉文彩不同。
總之，對劉文彩的人生，無論是以過去的眼光看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無值得效仿之處；對劉文彩的所作所為，無論站在東方的立場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據為他辯護。美國總統被人罵，也沒有追殺罵人者的權力，可劉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強的人，崇尚封建統治和個人獨裁，誰對他不敬他就將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獨裁者玩的把戲，有什麼值得恭維！
能給劉文彩唯一的一點安慰是，他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憑著他的聰明和蠻勁兒，或許會成為另一種有用的人才。但，假若讓他自由選擇，他會選擇民主和平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