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人算不如天算，一九五八年，劉文彩的墳給挖開了，最後一個守墳的老頭在驚懼中死去，沒有什麼安葬，沒地方安葬，便將劉文彩請出來，讓這個老睡了進去。那副棺材用的是名貴的建昌花板，上麵金龍飛舞，是專門特製的。而劉文彩屍體見風腐爛，最後幾根白骨拋進了水溝。
這大概也是那塊地的非凡之處。
劉文彩前腳剛死十幾天，新上任的縣長徐元勳給自衛總隊訓話，隊伍中飛出一顆子彈，不偏不倚打進了他的腦袋。
省長王陵基聞言大驚，親自下令嚴厲懲處“凶手”，隆重安葬死者。開槍者被殘酷地整死了，徐元勳也得到了隆重安葬，但人們從中看出了舊時代的焦躁不安，看見了地下有洪流湧動。
哭聲未了，兒女們孝服未除，槍炮打進了劉文彩的莊園，士兵們搶了剩餘的財物。那是王陵基的部隊。
王陵基，原是劉湘學校的教官，後來是劉湘手下的幹將。蔣介石分化瓦解了川軍，他也成了蔣介石的幹將，當了一段時間的四川省主席。解放軍勢如破竹，蔣介石指望將老巢移到雲南和四川，王陵基奉蔣介石之命，策動劉文輝抵抗中國人民解放軍，頗動過不少心思。
這是新舊時代的轉折，也是劉氏家族分道揚鑣的分界線，且將劉文輝自述的情形和一些起義將領回憶的部分組合起來，以饗讀者。
劉文彩剛死，劉文輝由西康來到了成都。早在一九四二年，劉文輝就已經跟共產黨來往，在他的總部，還設了共產黨的電台。此時，西北的西寧、銀川、廣州等地都相繼解放。劉文輝接到周恩來的電報，要他作好準備，不必過早行動，免得招致不必要的犧牲。這是提醒他，保護自己，迎接解放。但劉文輝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到了成都。有朋友擔心他的安全，但他更擔心自己的行動不能讓蔣介石懷疑，毅然進了虎穴。
跟他一起向往革命的，有過去的生死冤家鄧錫候，有原劉湘手下幹將潘文華等人。他們過去為了個人的利益勾心鬥角，但現在，他們有了共同的目標，正籌劃著重大行動。
劉文輝前腳剛到，他的住宅前就出現了一隊憲兵，四麵還有大量的便衣特務，甚至特務以傭人的身份進了他的家。劉文輝也調了兩個連，並將附近幾條街的民眾也武裝起來以備不測。
到十一月三十日，重慶解放，蔣介石由重慶逃到了成都，劉文輝等人跟蔣展開了可說是驚心動魄的暗鬥。
蔣介石親自召集劉文輝和一些人開會不算，還讓張群一次又一次試探。軟的不成，又來硬逼，一是要他及鄧錫候跟胡宗南合署辦公，二是要他們的家屬先去台灣。合署辦公是奪取軍權，家屬到台灣是扣作人質。劉文輝與他們虛與委蛇，就是不答應，為此張群還大發脾氣，並差點兒將劉文輝扣押。為了讓他們放心，劉文輝便當著他們的麵說了一番話：“我又是大軍閥，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資本家，樣樣占全了，共產黨搞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哪裏會要我。”
這番話果然穩住了蔣介石及黨徒，同時，這番話也證明劉文輝是清醒的。明知道自己是這種身份還要走到共產黨一邊，可見其革命的決心。十二月七日，張群穩住劉文輝，說是去雲南兩開就回。人們都知道蔣介石慣於用一個人拉另一個打，明知蔣介石可能下手，劉文輝等人才不得不離開成都。離開成都以後，沿路又有幾場驚險，這都不必敘述了。
到達彭縣，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人便發出了起義的通電。
接著，起義的二十四軍配合解放軍打了許多大仗。至此，劉氏家族再不可能鐵板一塊了，跟隨劉文輝的兒子和劉劉文輝的幾個侄子也都走上了革命之路。那個早年跟隨劉湘的劉樹成此時被任命為幾個縣的守備司令，也在犍為起義了。蔣介石惱羞成怒，命令王陵基和胡宗南打擊劉文輝及其劉氏家族。他們抄了劉家莊園，搶去了成都劉文輝家藏的黃金，並安上炸藥，打算炸死劉文輝。後來劉文輝憤怒地控訴：“我們過去在四川進行軍閥混戰時，彼此為了爭權奪利，盡管在戰場上拚命搏鬥，寸土不讓，但是雙方的家屬都住在成都，還是和平共處，互不侵犯；而今蔣介石反動集團則必欲置我家大小於死地而後甘心，前後完全是兩種情況……由於我的起義已經變成不可調合的階級矛盾，所以他們對我懷著刻骨仇恨，不共戴天。”
十月三十日，解放軍與大邑武工隊會合，大邑解放。雖說後來也發生了叛亂，但那不過是局部的回光返照而已。
就在這種回光返照中，劉氏家族的另一部分人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劉文彩的武裝仍由郭保之掌握著，郭保之糾集數百人反撲失敗，開槍殺了自己的妻兒，然後自殺身亡；劉文彩的大兒子劉元龍成了“反共救國軍”的頭兒之一，攻打起義了的二十四軍下屬部隊，解放後死在監獄；劉紹武是“反共救國軍”的幹將，解放後被槍斃。劉元瑭投靠蔣介石，解放後又抗交公糧，拒退農民押金，被判死緩，後死在監獄。
楊仲華、王玉清和劉文彩的家人們逃向了成都或娘家，開始了他們新的然而卻也讓他們難耐的生活。
補白
故事寫至這裏，應該清楚劉文彩何許人也了。我用的都是已有並被公認的材料，不過花了些工夫進行研究，按時間順序將這些材料串了起來，為的閱讀時更好理解。對於劉文彩的惡行，隻有減少，沒有增加，更不敢亂編。那些控訴劉文彩的農民們的材料我都沒用，怕的是有人說某些材料不實。但僅這些並非全部正麵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劉文彩是何等樣人。竊賊偷盜而不搶，劫匪搶奪卻無權貪，貪官汙吏做手腳但不能直接剝老百姓，小地主剝削卻難以公然搶掠；流氓成性者亂搞女人，卻未必沒有介界限，更未必就要殺人家的丈夫……劉文彩呢？無惡不作幾個字安到他的身上絕不過分。
然而這種斷語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說劉文彩是個好人，比如他免過誰的租，給過誰人錢，救濟過什麼人等等；有些在政治運動中的材料失實更給了這些論調以口實。甚至還有人說，劉文輝跟劉文彩商量過什麼跟共產黨走的問題。對此類問題，我倒想談談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見”吧。
一、所謂不實之詞。
據一些讀物披露，不實之詞有如下內容：劉文彩莊園裏根本沒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贗品；劉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幹的……甚至還用上了“栽贓”二字。這些“不實”部分都可能找出具體的例子來，放任篩選鑒別，隻怕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過，這些“不實”都隻涉及了具體事物，並沒有人敢於出頭說劉文彩的總體惡行不實。
誠然，在那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到處都有捕風捉影、胡亂編造批判材料的事情發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後補材料的運動中由無辜者變為罪人的，對劉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會脫離這一模式。但有一點須弄清楚，那就是，對此人的“不實”部分是與事實有出入，還是羅織罪名栽贓陷害？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東西才好說話。若是前者，定性就沒錯，要求更準確一些即可，用不著大做文章；若是後者，就應該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光做文章還不行。看來，那案是好翻的，為劉文彩說好話的人其實自己都沒想清楚要幹什麼。也就是說，對劉文彩的批判與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受迫害，對劉文彩揭發批判的某些失實與羅織罪名害良善，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再說具體的“失實。”是“失”的什麼“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殺人嫌疑犯是否殺了人，這是定罪的前提，至於把受害者張三誤認為李四，把捅了一刀誤認為是兩刀，這種失實並不能成為減輕殺人犯罪行的依據。
經調查沒有水牢，是否能證明劉文彩沒有殺其他人？劉文彩的土地沒有達到第一位的數字，是否就不該批判？至於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個常識問題。收租院裏的泥塑皆是創作，誰又指責過那不是真的張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論曆史，不能不說是抓住一點而不及其餘了。況且，加在劉文彩身上的所謂“不實之辭”與此人沒發掘出來的劣跡相比，孰重孰輕？哪多哪少？結論並不難下。如果讓劉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補材料，情況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解放初劉文彩家裏的東西大量流失，為了辦個教育展覽，比照他過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東西當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無可指責，更不能說這些是栽贓。況且有據可考的大量箱櫃、煙槍、銅床、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這些也應該是“失實”內容。僅說某東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實是不夠的。
議論得厲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過水牢，但不是劉文彩家裏的水牢，而是劉文彩侄子、老四劉文成的兒子劉伯華家裏的水牢。大邑縣黨政領導以事實求是的態度，經過細致調查，糾正了這一失誤。這是很難得的。遺憾的是這一糾正反倒給了某些人以口實，據此認定是“強加”給劉文彩了。假若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麵來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幾天，就被劉文彩侄子丟進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學”的紀念碑不是說劉文彩“有燕趙豪俠風”嗎？那時劉文彩維護著一方的治安，他殺了那麼多人，無不是以殘害百姓、勾結土匪之類的罪名殺的，可是這樁事情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誰給了那條惡棍如此無法無天的權力？如何容許其侄子私設刑罰？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條款打官司，劉文彩也難逃罪責。劉澤高說了一句話，他說劉文彩抓人“要就殺了，要就放了”。與“要就殺了”相比，設水牢至少還有生的希望，反倒溫情得多。也就是說，水牢之誤並沒有加重劉文彩的汙點。
話又說回來，劉文彩公館的地窖裏的確灌滿了髒水，髒水裏的確有人的屍骨，那死者是誰？大邑縣領導並沒有亂加推測，還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說法，認為那地窖是藏鴉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劉文彩不會在臥榻之側幹這種惡心的事。如果硬要鑽牛角尖兒的話，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解釋仍然難以自圓其說。既然是藏鴉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裏？莫非鴉片必須要髒水泡著？劉文彩直到病中還在販鴉片，卻又為什麼讓那個鴉片窯裝滿髒水，並且有人在裏麵爛成了骨頭而沒察覺呢？據親自進了裏麵的人證明，院牆破了一個洞，他們進去便發覺了髒水，繼而發現了死人骨。為劉文彩解脫的唯一解釋，就是有人在外頭先將人打死，而後將院牆挖個洞把死人塞進去。但這樣問題又來了。死人變成骨頭沒有半年的腐爛是不行的，劉文彩家戒備森嚴，何以半年之久就沒有人發現牆有個洞？站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地窯口，我產生了這些疑問。不敢亂說劉文彩殺人，但這裏的確是個掩藏罪惡的好地方。那個永遠無從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遠難伸了。此人的命運與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壞並不需要解釋。
二．劉文彩財產的真偽。
劉文彩到底有多少財產？展覽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館到底是劉文輝的還是劉文彩的？那金庫裏的金子是老幺的還是老五的？認真說，這些所謂的“之謎”並不具備考證價值。因為，搶劫犯的可惡並不在乎於他搶得的財物多少，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既然有人提出來並為劉文彩憤憤不平，就此說說也無不可。
二十八座公館，八千多畝土地，有人憤憤說沒有那麼多，比如成都就隻有三座公館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說都是假的吧。不說大的說小的。僅在解放後，印著“星廷監製”的景德鎮瓷碗，安仁鄉每人可以分得一個這個事實，劉文彩就豪無冤情可說。特別燒製，艱難運輸，而且數量龐大，就不是一般所謂的大地主能夠勝任的。在資料中看到一鱗半爪的紀錄中，除了以上所說之外，就有如下東西：劉文彩的綠寶石戒指價值一萬大洋；建昌花板貼金棺材八具，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淩君如的衣服要裝幾十口大箱；劉文彩每次吃飯都是幾桌，僅僅因為他愛熱鬧；劉文彩自己所說：“拚了兩千畝地不算，給四個兒子少留五百畝……”他自誇他家的各咱煙槍可以裝備一個連；劉文彩的一個兒子回憶說，他的母親楊仲華後來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千斤。“數千斤，還少麼？而且這還是劉文彩”寧可虧自己不虧學校“砍掉了楊仲華租穀一半後的情況。她還有一部車，因為成都的劉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車……如果將那些具體的東西開列出一張表，將會占去巨大篇幅。至於什麼象牙球象牙塔是買的是偷的或搶的，什麼劉文彩的土地”隻有“八千多畝”，“隻占第X位”，更是要飯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點不知好歹了。
劉成勳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竊，為此當時政府大力搜捕，費好大勁才抓到了真凶。但解放後象牙塔和象牙球卻在劉文彩公館被發現，人們猜測，不是劉文彩唆使搶劫就是劉文彩收贓。劉文彩能搶同族劉樹成家的武器，能夠滅了牟遂芳再搶人家的錢，偷搶劉成勳的東西又有什麼奇怪？但劉家後人卻不同意，說象牙球是楊仲華親自買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買幾十個沒飯吃的孩子！洗清劉文彩這種所謂的冤枉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受惠於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們的子孫站在劉文彩的立場上打抱不平，認為他比起某些人來並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來更壞而認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們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們先輩的悲哀。
新公館裏一座金庫，為劉文彩不平的人說，那是劉文輝的，而不是劉文彩的，因為新公館是為劉文輝建的而劉文輝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說成立嗎？怕未必。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有座金庫，為了守衛那麼多錢，特別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館裏的金庫也裝著大量金子，卻為什麼隻讓一個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裏呢？劉氏後人說，新公館交給劉文輝後，劉文輝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進行了改造，以此證明那改的是金庫。但隻要進去看看那座金庫是用什麼材料造的，是怎樣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幾個工人所幹得了的。劉文彩花錢如流水，尤其買武器毫不吝嗇金錢，但他的錢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除了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人知道過。造一座金庫，其實在他並非什麼大問題。金庫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惡，不是他的也減輕不了他的罪孽。
三．劉家後人朋友如是說。
知道劉文彩過去的人大多已經作古，即使有些人還在世上，當我們去走訪時，總是與劉家有關係的人成了道選，或劉文彩身邊的人，或劉文彩的後人。在他們的印象裏，劉文彩肯定與老百姓眼裏的劉文彩不同。這也難怪，手足之情，骨肉之愛，並不因為劉文彩是個壞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殘酷剝削和瘋狂掠奪的潛意識裏，也包含著對兄弟子侄的負責情結。如劉文輝，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觸了共產黨，但劉文彩死了，他仍表現得尤其傷心，因為劉文彩對他，實在是一個好五哥。我們沒有理由責怪這種感情。再如跟著劉文彩跑的劉澤高，父親去世買不起棺木，劉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劉澤高至今不忘這件事，而且並不隱瞞。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那是他們的私人感情，外人無可指責。但如果用他們對劉文彩的感情來概括廣大佃戶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順者昌，逆者亡，順者與逆者的待遇不同，所產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謂“安仁的老人們”，大多是這種類型的老人。劉澤高長期演說，頗悟出一些辯證法，他說：“貼心的不一定貼身，貼切身的不一定貼心，我跟劉文彩是個貼身的，他有什麼想法也不會拿我當知心。”他想承認自己不是劉文彩的知心，跟劉文彩八竿子打不著的現代人卻比他們更愛劉文彩，這世界倒真的變得不認識了。
他們對劉文彩如何評價呢？
王玉清說，劉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說，除了她的爹媽，再沒有第四個人對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農的女兒，因為嫁給了劉文彩，娘家得到了幾十畝地，還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獲就是有劉文彩在背後，娘家再不必怕誰了；作為她個人，劉文彩對她的寬容和體貼當不會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換取的這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頓無下頓的那年代，實屬不易，因而她對劉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劉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塗。在她對劉文彩的敘述和介紹中，分明夾雜著個人情緒和個人見解，辯解和遮掩成分顯而易見。
此外，劉文彩的兒子認為父親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認為劉文彩是個好人。我完全相信，劉文彩對晚輩並不缺少慈愛和寬厚，對兄弟劉文輝更是充滿了仁愛和友好。他們感謝劉文彩是他們的家事，但同樣的道理，不能以他們的感情來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劉文彩派兵收打門捐，何曾逼著自己兒女“兩天之內非交不可”？劉文彩奸汙婦女，怎會讓子女看見？幹穀子被判為濕穀子，飽滿的糧食被判為穀殼，這其中的自淚他們又何曾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