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和幾位朋友，以“寧夏文化產業與旅遊開發研究”項目組的名義，走進了他的福地——鎮北堡西部影視城。
這是一座西北地區常見的那種黃土鑄成的堡子。破舊坍塌的牆垛在秋日冷冷的陽光下，顯得滄桑而神秘。沒有張揚，沒有鋪排，一切都是那麼原始和簡單，就是這座普普通通的城堡，在他智慧的大腦裏，被構築成一道亮麗的風景，從而使鎮北堡如一位曆經滄桑而蒙塵的美人，一夜之間煥發出神奇的魅力和光彩。這對於我，無疑是心中藏著的一個迷。解迷而來的我，帶著一份崇敬和好奇。
初次與他結緣，那還得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我大約十二三歲的樣子。最初在一本破舊的《寧夏文藝》上讀到過他的一個短篇小說。小說的題目早已記不大清楚了。依稀有點印象的是小說中的一個女主角，穿著破舊的衣衫，但依然難掩她青春的美麗。她與男主角相遇在一座開往省城拉運貨物的火車上，後麵發生的事情我早已忘記。這個女主角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後，當我讀托爾斯泰的《複活》之時，在瑪斯洛娃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她的影子。
後來，隨著他的《靈與肉》《綠化樹》《土牢情話》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係列小說進入我的閱讀視野，使我這個從小就喜歡文學的人一下子跌入了他設的“羅網”，痛並快樂著。
也許是在“文革”中有過相似遭遇的家庭使然，我對他的小說有一種知遇之感。特別是他精心創設的那種深情而迷離的氛圍，讓我在安撫靈魂的尋覓中，找到了可以抵達心靈秘境的路徑，讓我陶醉於那樣的表述和氛圍，讓我震驚於人性的卑劣和殘忍，讓我感動於在磨難中人性良知的複活和回歸，以及愛情的力量。
真的，那時的我，和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讓文學擔負了心靈的全部寄托。他關於苦難的寫作文本和對人性的反思，對體製的批判，在思想剛剛解禁的那個非常年代，無疑是石破驚天，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特別是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啟示錄係列小說，反映了非常時代、政治高壓下的人性異化、人格分裂的悲哀。解剖人性應該說是淋漓盡致的。
我曾震驚於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作家對於自我的解剖，他就是鬱達夫。他除了在國破家亡的悲哀中揭示弱國子民的心理病態外，他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自身的解剖。在他寫實的日記、自傳的文本中，自我解剖是深刻而不顧情麵的。讓我在閱讀過程中由當初的震驚到理解一直到對他超越自我的尊敬。這樣的作家仿佛在寫他個人的悲哀，其實是在傳達一個民族的不幸。單純地看他的文本好像在傳達著個體的人生命運，實則昭示著一個民族的命運。
張賢亮的寫作，讓我也作出了同樣的結論，隻不過，他隻是單純以小說的形式，在解讀那樣的時代，那時的民族，那時的世道人心，那時的悲哀。這一點是讓我難忘的。
記得2006年，在網上，著名詩人葉匡政有一篇文章叫《文學死了，一個互動文本的時代已經到來》，引起了強烈反響，對此爭論，我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小說，他的小說在那個年代所起的作用。我明確告訴葉匡政先生的是，文學不會死亡！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重鑄民族靈魂的使命。現在說文學的死亡，隻能說明有些人的短視。
以前，也有過“為藝術而藝術”的純審美創作思潮，曾經讓一些人走向迷失，產生了一批沒有靈魂的文字垃圾。誠如一個健全肥碩的人沒有思想一樣，如同行屍走肉。因此，割裂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導致的結果，肯定是文學的殘缺。如今，在這個“解構”的時代，在這個“顛覆”的時代，在這個鬧得沸沸揚揚的文壇，重讀他的作品，更覺他文章中藝術的光芒和思考的力量。
後來，我讀了他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版的《小說中國》，應該說，他是用散文的筆法在陳述他思考的結果，對那時非常尖銳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探索。我佩服他的睿智和思考的深度，更感動於他作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一些觀點在那時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直到後來，社會的發展在不斷地印證著他的觀點和見解。
這次采訪他，題目雖然是關於寧夏文化產業化和旅遊方麵的一些問題，但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他對當下中國改革與發展過程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因為他的思考對我是神秘的。
當我問到當今中國西部人文生態環境問題時，他侃侃而談。他說：“西部地區人文生態環境比東部的確是落後一些，為什麼？它有一個重要的曆史原因。一方麵，西部接受市場經濟比東部來得晚。它長期靠計劃經濟支撐著，而且計劃經濟之前它是屬於自然經濟狀態。它對商品經濟是很不熟悉的。那麼，就形成了這麼一個整個還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和官本位的文化基礎之上的人文生態環境。另一方麵，西部由於發展比較晚，它的民營經濟不強大。浙江、江蘇等地的民營經濟已經占整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而我們西部，主要還是靠國有，民營經濟還是中小戶，這樣的話，政府職能轉變就比較慢，觀念轉變也慢，服務意識差。為什麼西方國家政府服務職能強，服務意識也強，因為手下全是民營經濟，政府得聽民營企業的話，不聽，人家就不選他，他就得退位。中國西部，民營經濟弱，國有經濟強，國家掌握的資源是巨大的，因而，官本位意識就強。一切都得聽上麵的，那麼服務意識、服務效能，就成了一套官場文化。在西部，應該說省、市、自治區這一級的官員據我接觸看，他們的觀念是比較先進的，思想還是比較解放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們大多都不是本土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從發達地區調過來的。所以說，你說那個省的省長的腦子不開化，不是那個問題，他腦子甚至比我還開化，因為他們有出國的機會，有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機會，有從外地特別是發達地區工作帶過來的豐富經驗，這看似好像不成什麼問題，但是他們的意圖為什麼貫徹不下去呢？這是因為大量的基層幹部是本地的。他們無法擊破這樣一個地方已經形成的關係網絡。所以我給西部的有些官員說，我懷疑這個政權是不是在你們手上。他們也很著急。這個已經形成的地方網絡不是有組織的，是無形的，是他們一貫性的思想基礎（具有傳統社會的典型烙印），是一種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