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剖析讓我真正感受到了傳統的積澱在西部人身上落下的塵埃。我問：那我們該怎麼辦？
他沉思良久後說：“你們知道2005年娛樂圈最火的事件是什麼嗎？超女！超女是怎麼產生的？選舉！你說那個李宇春，她怎麼會火暴起來的？美國人怎麼會把超女作為時代周刊雜誌的封麵呢？這個事情不容忽視。超女事件昭示著中國真正的選舉時代已經到來！隻要一海選，監督就來了。人家四川做得好，四川三分之二的縣要進行直接選舉。人家搞試點。這一選舉，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並沒有動搖。因為你海選的都是共產黨員。有人說中國的國情不能選舉，一選舉就亂了。這超女一選知道了，中國的選舉很民主、不會亂呀！”
“就說賣官買官的問題，中間怎麼會出那麼多事情，同樣一個道理，你的官員是委任的。隻要一選，他不討好上麵了，他得討好下麵，他的眼光得向下去討好老百姓，他怎麼會去賣官買官呢？”
我以前看到過他寫的一篇小說《無法蘇醒》，寓意非常深刻。對此他說：“我們在前進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有許多老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的，死人抓住活人。我們現在死人常常拖活人的腿，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創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有新的東西出來了，往往總是指責的多，指責的往往都是舊的觀念，舊的觀念對於我們現在思維方式或意識形態的控製是相當嚴重的，我們始終沒有擺脫這個陰影。”
他的話讓我想到了現代文學大師魯迅先生，他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在談到他的事業時，他不無感慨地說到名人辦企業的難處。他說：“有人說，張賢亮是名人，名人辦企業，名氣大，關係多，容易成功，實質不是那麼回事。一般商人辦企業，可以通過無序的遊戲規則做到一些事，我做不到。比如說，很簡單的小事，要請客吃飯，把管事的人請請，這事就解決了，但是我不能那麼做，我必須一層層上報，一層層等著批，照此下來，在一般商人一頓飯解決了的事情，我常常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有時還找不到頭。並不是名人辦企業容易，名人辦企業相當難。”
“另外一個，受社會矚目。一般人辦企業賺錢也就賺了，但名人辦企業賺的錢你必須考慮社會，他還有個社會的影響問題。我的企業一開始贏利時，我就不斷向社會回報。教育捐款，自然災害捐助。我的員工的福利水平、工資待遇，都要比其他民間企業高。”
他說，我們已經是寧夏的文明窗口了，但文明窗口不見得就不出事故。文明窗口出事故，我必須要比現在法規規定的補償更加“文明”的待遇給大家。他在談到動情處，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他說：“我的工地上出了一個事故，有一個農民工自己不小心，開車壓死了人，按照農村撫恤，給3萬塊錢左右，而城市的賠付竟然要8萬元，我們農村人的命不值錢嘛。我本可以用3萬元打發了，但是我按城市標準賠付他，而且我還給他保了險（我這每一個員工都保險，都有意外傷害險）。公司給他兩萬，我再給他兩萬，這就四萬，不僅是這，他還有個60多歲的老母親，有5個兄弟姐妹，但是他母親不願意跟其他幾個孩子過，因為其他幾個都是農民，都自顧不暇，我答應他老母親每月領600元撫恤金，一直領到她老人家自然死亡為止。一般中國企業沒有這樣做的。我想，構建一個和諧社會，首先你必須構建一個和諧的企業。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為此，必須先要從構建和諧的企業開始，你對待員工像我這樣處理勞資糾紛，他還去政府靜坐？每個員工過節有一份福利，她老人家也有一份福利，中秋節我們照樣給她送月餅，一直保著她去世為止。”
“我這個地方，采取的是分享製，而不是剝削製，這一點很重要。比如我們的員工，在別的單位也許隻拿800塊錢，在我這裏能拿1000多。在勞動力市場上，憑你的能力、學曆，一般的隻能拿到800元，請問，那200多元是誰給的？那是我的智力創造給他的，所以我這就叫勞動分享製，而不是剝削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