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勇作為我區小說創作頗有成就的作家，雖然我們交往並不是很多，但從他一貫堅持的創作可以看出，他是把文學作為自己終生奮鬥的事業，對文學懷有宗教般感情的人。他從事文學創作30餘年，筆耕不輟，成果頗豐。從報刊上斷斷續續地讀了一些陳勇的小說散文，能看出他創作的功力和感悟生活的敏銳。這次讀到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養女》，便被作品所寄寓的人間情懷深深感動。這種感動不單是來自小說所展示的道德倫理力量，還來自小說對人性良知的拷問。陳勇的小說語言是平實而沉穩的，小說情節和矛盾衝突的推進，都是在一種從容不迫的沉實中展開，善惡美醜的交鋒一次次逼近讀者的心靈深處，在拷問人性良知的同時，展示苦難和生命境遇中的無奈和真實，真摯而豐沛的情感力量直指人心。這種感受，無疑是來自作品所發散出的藝術感染力和堅韌的審美質感。小說在結體布局上的匠心獨運和語言上的老道深沉，具象表達呈現出的意緒、韻致的靈動和灑脫，流暢的敘事所營造的氛圍，顯示出作者處理小說結構和情節推進上的果斷和精明。小說圍繞養女被拐賣之後所發生的一係列驚心動魄的曆程、生死歌哭，命運的波譎雲詭，生命的無常和人性的醜惡與善良，以從容之筆從容舒緩地展開。從這部看似簡單，實則觸及人靈魂的小說，寫出了那些潛伏在時間之下有形和無形的精神、情感、人性變異的碎片，在客觀冷靜、幾乎不見策略的敘述中緩緩地浮出地表。作家用心用情、深入到人性肌理的耐心呈現，人物性格和命運，情節與場景，結構與細節的呼應，敘述時間上的有序推進，使得整個文本空間和敘事形態有條不紊，富於張力而充滿變數。他建構的屬於自己的小說世界是真實的，豐富的，藝術的，同時也是審美的。
在這個消費時代，我們曾經所尊為神聖的文學也在遭遇不可遏止的“被消費”。就當前文學所呈現的病相來看，有時代的問題，有創作主體的問題，也有讀者的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創作主體（作家）的問題。為什麼要這樣說呢？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時代，確實讓我們的文學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在西方哲學家尼采宣稱“上帝死了”之後，我們有必要對“上帝死了”之後的人生寄寓做出選擇。毫無疑問，尼采在近代哲學史上最明確地揭示了人是依賴於意義而生存的存在物。他指出，人的真正痛苦不在於痛苦本身，而在於痛苦的無目標性，即“為了沒有解決存在意義這個難題而感到痛苦”。對人來說，“人需要一個目標，人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因為“任何一種意義都強似於無意義”。人是創造者、立法者這一命題意味著，人為著生存，必然賦予毫無意義的人生與世界以某種意義，必須製定人們能安身立命於其中的價值體係。那麼我們說給人類生存提供意義的除了宗教哲學之外，還有什麼？我想，在這個時代，建構意義的精神擔當是不是應該有文學的一份責任。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學臨危受命。文學需要承擔大眾強大的精神引領功能。文學使人類得救的同時，也使得人類在孤獨的存在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的使命並不輕。然而，從當下文學的整體品質來看：文學缺乏人性開掘的深度。審美低俗化，感官化，缺乏理性精神和人文關懷。究其根源，是我們的作家本身出了問題。許多作家堅守精神高地的忠誠度在下降，創作理想受到功利主義的嚴重侵害，出現了一些低俗的以解構、反諷、戲擬等為特點的遊戲文字，一些作家對純文學的堅守已經被所謂的通俗文學甚至是庸俗文學所擺渡，寫作淪為簡單直接的掙錢。創作嚴重脫離生活現場，漠視大眾生活，陷入了迷惘與失衡的精神空間，想象日漸蒼白，情感幾近幹枯，寫作隻是詞語毫無生命的滑行，缺乏形而上的建構和意義。為此，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作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建構一個怎樣的哲學觀、世界觀問題。這也是當下文學所麵臨的本質問題，也是作家們所麵臨的最本己的問題。
遍覽陳勇的文學作品，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終極使命是清楚的，對創作所寄予的理想追求也是明確的。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當下文學呈現的諸多病相。他作品中所展示的人道情懷和價值取向，充分說明他視為生命曆練的文學創作，是在繼承中國傳統小說創作的優秀品格上，努力踐行文學關注生活、關注現實、關注理想的神聖旨意。盡管小說《養女》還存在人性深度的開掘稍嫌不足等平麵化現象。（這會有意無意地外化作者的內在立場，強化作者本來應當隱蔽的價值取向，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侵占讀者進行理性反思的空間）但這並不影響它成為一部可讀性強、讀者歡迎的好小說的事實。下麵，就《養女》讀後的一些突出印象分三個方麵分析如下。
第一是道義的堅守和人性的光芒，這是《養女》之所以能贏得讀者好評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待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思想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也是決定一部作品水準的基礎。陳勇是一個有信仰的作家，陳勇的信仰是一種對文學本身和生活本身的信仰，這種信仰決定了他的價值觀和文學觀。他信奉“真善美”，始終堅持文學應給人溫暖，撫慰人的心靈和精神。他對人性善的表現，對於生活詩意的提煉，在展示人的內心力量、維護文學的基本品格的同時，也讓他的小說展示鮮明的道義持守。小說《養女》極力張揚人性的真善美，鞭撻假惡醜，表現了作者鮮明的價值取向和人道情懷。在時下物欲橫流的消費社會，這樣的堅守意義不言而喻。作者在談到他的創作體會時說：父親和林杏花是他最牽腸掛肚的兩個人物，可見作者對他們的重視和鍾愛。“在我看來，父親是寬容和救贖的化身，他默默無聞地為整個家付出著，他以男人的寬廣之軀見證和融化了一切。從生命學的角度講，他完全可以收拾不聽話的兒子，但他掌控不了世俗對善良人性的一點點蠶食，麵對無奈的兒子拋棄妻子，他怒其不爭，卻又愛莫能助，在父與子的嚴重對峙中，我們可以完全體會得到生活麵帶血絲的隱痛；而相比之下的林杏花就顯得更加光彩照人，她的生命軌跡雖然短暫，卻一直照亮我們的靈魂。”對父親這個人物的塑造作者是下了工夫的，三次尋女的磨難演繹，對道義的堅守和對做人立場的毫不妥協，讓我們看到了在高尚的靈魂與卑下的欲望之間涇渭分明的人性雕像。讓人感歎的還有林杏花這個人物的塑造。我們說林杏花並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但這個人物的出場卻光彩照人。她不但外表漂亮，多才多藝，而且心底善良，善解人意。她的遭際與小說中的“我”有相似之處，都是“拐賣婦女”的受害者。但與“我”不同的是，她的智慧、勇敢和善良。因此，她的死是讓人不忍展示的。特別是她為救“我”（一個和她並不相幹的人）而死就有了撼人心魄的力量。當然，在整部小說中，這樣的正麵人物還有不少，比如斷腿老漢、石柱、龔真等。在他們身上呈現的人性光芒，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內在支點和精神力量，成為這部小說的靈魂所在，也使這部小說在精神維度和價值取向上完成了它形而上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