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的小說帶有濃鬱的感傷、悒鬱的基調。在作品中，常常賦予他的主人公以感傷、悒鬱的性格，竭力表現他們的情欲和性的苦悶，以及由此而生的變態的心理言行。因此，有人認為他的作品頹廢、淫穢，表現了作者悲觀厭世的情緒。細讀全篇並非如此。本文略陳己見。
《沉淪》是鬱達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該文寫於1921年5月，小說借寫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憂鬱性格和變態心理，真實刻畫了一個在異國受歧視被迫害的弱國子民的複雜內心世界，塑造了一個“時代病”的典型體現者。那麼，作品的主人公為什麼會患這種“憂鬱症”？怎樣看待主人公的性愛意識和愛國思想？如果我們把作品放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之下，聯係主人公思想發展的邏輯，不難發現，主人公的苦悶、憂鬱，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苦悶、憂鬱，而是反映了那個特定時代中人們普遍存在的外受帝國主義壓迫、淩辱，內受封建勢力統治的憂國憂民的苦悶精神。“他”在日本整天過著異樣的孤獨和冷寂的生活，“他覺得學校裏的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他討厭把學生的自由，束縛得同針眼兒一般小的這種弊風。“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廣眾之中，他感到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清冷的地方感到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一個弱國子民的委屈和自卑感籠罩著“他”的全心。“支那人”“東亞病夫”的辱稱，同學的冷遇，性的苦悶等等構成了“他”精神上的重負，於是乎，他傷感、彷徨，或臨風灑淚，或自作自賤，胸中鬱積的萬千愁緒無法解脫，終於得了“憂鬱症”。這令人窒息的苦悶，使“他”寄情於大自然。作品寫“他”漫無目的，“不知不覺”地來到海邊一家“大莊子”前，忽然發現這是妓院，“不覺驚了一頭”，“好像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進退兩難。一會兒，自尊和恐懼，使他責備自己不該來這樣的地方。一會兒，那變態的“複仇”心，又使他“咬緊了牙齒”，“捏了兩個拳頭向前去，好像是對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一會兒，他想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她；一會兒，那被淩辱的民族自卑感又使他“全身發起痙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台上了”。小說這樣努力捕捉和表現“他”在瞬間觸發的各種感觸、幻覺和情緒，展示了“他”極其複雜的精神狀態，把一種病態的心理極細致地刻畫出來了。顯然，“他”的性苦悶，是在令人窒息壓抑人性的惡劣環境中形成的。“他”的苦悶與其說是性欲得不到滿足而產生變態，不如說是由於現實的壓迫才去尋求變態的性滿足。在這裏，我們不能因作者描寫了“他”的性的苦悶，而否定作品所涵蓋的社會內容和美學價值。作者在回顧新小說發展過程時說：“表現人生，務須拿著人生最重要的處所，描寫苦悶，專在描寫比性的苦悶還要更大的人生的苦悶，因為性的苦悶不就是人生的全部。”顯然，作者的主旨是要於性的苦悶之外，來表現人生的苦悶。“他”要求性愛自由而不得，於是“窺浴宿妓”，酗酒澆愁，進行自戕，這當然是壞事。但是，這也仍然是他為追求人類愛情和同情而不得所進行的無力反抗。然而，這種反抗，不但絲毫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使愛情得到滿足，而且使本來就鬱悶難遷的情懷更加淒苦、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