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時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最能平等待人的黨的領導人，他總能吸引你在他的麵前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把自己的心裏話坦率地傾吐出來。你不必擔心什麼，也不會把他當成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領袖、統帥、舵手或什麼的。他確有一副禮賢下士的風度，既談笑風生，又常常一語中的，使人心服。他講你的長處，也指出你的缺點。當講你的缺點的時候，也是用商量的口吻，甚至用幽默詼諧的語言，使你不覺得難受，但卻發人深省，促使你仔細回味。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處，遇見一群從國統區來延安抗大學習的青年。他對我笑道：“丁玲，我看這些知識分子很喜歡同你接近，你這裏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評我，說我不能堅持深入工農兵，因為那時我剛離開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的職位，正忙於蘇區文協的工作。後來又有一次，毛主席說我有名士氣派。我懂得這個批評更重了，但心裏卻感到舒服。認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這個缺點。後來我把毛澤東同誌給予我的這一印象告訴別的同誌，他們也都有同感。
毛主席過去讀過我的文章，並且同我談論過。後來，他又讀過我的文章，也同我談論過。他對我的文章有過評語。雖然都是平常談話，但我卻把這些當成是從一位最高明的人，一個知己者那裏來的悅耳之音，常常銘記在心的。
收到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一號的上午。那時我和歐陽山同誌都住在延安南門外的邊區文協，從事創作。我們參加了當時邊區的合作會議，我寫了《田保霖》一文，歐陽山寫了《活在新社會裏》一文。田保霖和劉建章都是邊區合作社工作中的模範。那天下午，我和歐陽山應約去到棗園主席住處，談了一陣，又留在那裏吃晚飯，我記得歐陽山同誌喝了不少酒。天黑，我們從棗園策馬回來。毛主席的這封信一直保存在歐陽山同誌那裏。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剛回到北京，人民日報社的白夜同誌從我這裏知道了這封信，便打長途電話給遠在廣州的歐陽山同誌，得到證實。這年冬天，歐陽山來北京開會，把這信的複製件給我看，不久博物館又複製了一份給我。
毛澤東稱讚《田保霖》不隻是這一封信。據我所知，他在高幹會和其他會議上也提到過。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因趕寫《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找陳賡同誌談材料時，他高興地告訴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別的同誌也告訴我他聽到過的類似的話。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為我的《田保霖》寫得沒有什麼好，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這是毛主席在鼓勵我，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他這一句話可以幫助我，使我通行無阻，他是為我今後寫文、做人，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一條平坦寬廣的路。這不隻是為我一個人，而且是為許多許多的文藝工作者。近四十年來，塵海滄桑，現在重讀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當時是如何地了解人、體貼人，為工作著想，為他人著想，為他人幫忙嗬！
一九四二年我寫了一篇《“三八”節有感》，當時雖然不曾受到很多批評，更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但背地裏閑言碎語，嘰嘰喳喳，可能是很多的。一九四三年審幹，我和許多被國民黨逮捕過的同誌們的命運相似，自然是逃不脫這個嫌那個嫌的。當麵說得少，但背底下就多了。人言可畏，旁觀者清，毛主席一定是了解的．毛主席統率革命大軍，創業維艱，需要知識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這群人的弱點、缺點，從個人角度可能他並不喜歡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識分子，需要有才華的人。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和這些人交朋友，幫助這些人靠近無產階級，把原有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立場，自覺地徹底地轉變過來，進行整風學習，召開文藝座談會，這都是很好的。可惜康生鑽了空子，搞什麼“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發精神分裂症似的，傷害過很多同誌，損害黨的事業。毛主席以他那時的英明，及時提出“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針，而且緊接著進行甄別，很多同誌被解放，歡歡喜喜地回到工作崗位上。毛主席寫這封信和在大會上的一些講話，我想都是為了我們，至少是為我個人在群眾中恢複聲譽。對此我是佩服的，也是感激的。
延安棗園裏的黃昏，一鉤新月，夏夜的風送來棗花的餘香，那樣的散步，那樣的笑語，那樣雍容大方，那樣溫和典雅的儀態，給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虛懷若穀；越是淺薄的人便越發裝腔作勢。我覺得那時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風，實在值得我一生學習並且勉勵自己身體力行，堅持到底。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