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印《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是高興的。這本書在市場已經絕跡二十多年，隻剩有極少幾本收藏在黑暗塵封的書庫裏，或秘藏在個別讀者的手中。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有這本書，沒有讀過，較老的讀者也會忘記這本書。因此，它的重新問世，重新在讀者中接受考驗，我以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屬於人民的，社會的，它應該在廣大的讀者中經受風雨。《桑幹河上》出版以後的十年中，是比較平穩的十年，我聽到的反響不算多。在老解放區生活過的人，大都經曆過土地改革的風暴，對《桑幹河上》的生活容易產生共鳴，容易接受。新解放區更廣大的讀者，對土地改革、農村階級鬥爭又是極為向往、急於了解的，因此盡管我也聽到過對這本書有這種那種的善意建議、不理解，甚至不滿或冷淡，但大都還是順耳的反映。現在經過二十多年的動蕩，社會情況不一樣了，讀者的變化也很大，《桑幹河上》必定還要經受新的、更大的考驗。我歡迎這種考驗，這對一個作家是有益的，對一代文風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對《桑幹河上》的重版是高興的。
文藝為工農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許多文藝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給人民留下了不少優秀作品，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成長了一大批為人民熟悉熱愛的作家。實踐證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沿著毛主席指示的正確方向，排除錯誤路線的幹擾，繼續深入生活，熱愛人民，創作無愧於我們這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繁榮社會主義祖國的百花園地。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不過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導、在黨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據地生活的熏陶下，個人努力追求實踐的一點小成果。那時我對農民革命、對農村階級鬥爭、對農村生活、對農民心靈的體會都是很不夠的。這本書隻是我的起點，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我也從來沒有以此自傲過。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不久，我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因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時交通中斷，隻得停下來。我在新解放的張家口，進入闊別多年的城市生活，還將去東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對我曾經有些熟悉、卻又並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區的農村眷戀起來。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處過八九年的農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幹部再共同工作。正在這時，一九四六年夏天，黨的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我是多麼歡喜啊！我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這對我是一個新課題。我走馬看花地住過幾個村子，最後在溫泉屯停留得稍久一點。說實在的，我那時對工作很外行，在內戰逼人的形勢下，要很快地了解分析農村階級情況，發動廣大貧雇農，團結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參軍等等一係列工作，我都有點束手無策。工作主要是陳明、趙可做的，我跟著參加會議，個別談話，一個多月，工作全部結束時，張家口也吃緊了。中秋節剛過，我們回到涿鹿縣政府，遇見到這一帶觀察部隊轉移路線的朱良才同誌。他一見到我便說：“怎麼你們還在這裏！快回張家口去！”這時我想到溫泉屯的剛剛獲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國民黨反動軍
隊的蹂躪，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報複迫害，我怎樣也挪不開腳，離不開這塊土地，我曾想留下，同這裏的人民一道上山打遊擊，但這也必須回到晉察冀中央局再說。自然我不可能被準許這樣做，我到晉察冀老根據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裏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我對一路的同誌們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已經構成了，現在需要的隻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