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去抽煙，原來煙並沒有點燃，然而遠處來了人。我拿著煙躊躇著。難道我就成天躲著偷偷地抽煙嗎？我想著那滿屋的年輕姑娘，她們都不抽煙。即使她們不幹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應該一個人把那間充滿了年輕人的歡樂的宿舍弄得烏煙瘴氣。何況我又隻能抽大眾牌。陳明雖說給我買了比較好的煙，可是隻有幾包，抽完了也難以為繼嗬！我們在“牛棚”裏住著，偶然還能見麵說話時，陳明幾次勸我，無論如何，不要再抽那大眾牌的白包紙煙了，那裏麵的雜土雜物太多。我也曾下決心想戒掉它，那末，現在就下決心戒了它。這同那些我麵臨著的政治上的難題，兩相比較，真是輕如鴻毛。戒煙有什麼了不得為難呢？第二天，我把幾包好煙悄悄地送給一位種菜的王老頭了。
九、魚肝油丸
從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後，頭兩個多月陳明還能常常托人給我捎點錢和東西，還有輪流看管我的那四個家屬對我也還算寬待，我的夥食還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間，“支左”部隊進入農場，農場的造反派兩派都喊“大聯合”，打砸搶之風表麵上減少了，可是揪進“牛棚”被專政的人卻更多了。所謂牛鬼蛇神們的正常工資、合法存款都被凍結，這時陳明也被勒令進了“牛棚”。他平日對經濟錢財太不經心，兩個人過冬的烤火費也沒有領，兩手空空就進來了。負責看管我們的人宣布，關在“牛棚”裏的人，工人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家屬發八元。他們告訴陳明，我隻有八元，因為我到農場後，從來不領工資，因此隻能按家屬待遇。這對我確實是無法生活下去的。陳明向他們百般解釋、說明，全都不聽。最後總算找到一條理由，陳明說，丁玲在農場一直享受公費醫療，這證明她是職工，不是家屬。造反派查證屬實，這才答應每月也發我十五元。但從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陳明在“牛棚”得參加重體力勞動，飯量比我要大些，我幾乎每月都留給他一兩元錢的飯票，這樣，就得對自己卡得緊些。飯吃得少了，還仗著我素來體質較好，沒有什麼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隻吃一點鹹菜，以為沒有什麼關係。到二十一隊以後，離陳明遠了，更不敢花錢。剛到的第一天，吃了一個甲菜，以後就再沒有吃過甲菜，隻吃鹹菜時多。後來食堂夥食改為包夥，十二元錢一個月，錢花得多一點，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個晚上，我去為同屋的革命小將們提洗腳水，隻覺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來是平展展的一條平路，但腳底下卻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一塊石頭，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潑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燙，我身上腿上都漬滿了水，總算沒有燙著，我摸著爬起來，又去水爐邊打水，走在路上感覺仍是那樣。我提著水桶，每桶，隻有小半桶水，便一步一挨，總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麵打看，亮處都還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覺得眼前有兩團黑紅黑紅的雲。我又試著外出，仍隻覺得腳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沒有吭氣。第二天我再試驗，白天看什麼都一樣，就隻到了晚上又像頭天晚上那樣。我又試了一天，還是那樣。我心裏明白了，我有點害怕，如果長久如此，或者更發展下去，我將怎麼辦呢？這大概就是夜盲症！
這天上工時，我請假到隊上的醫務室看眼。我找到了醫生，醫生看了看沒說什麼，在藥櫃子裏拿了一小瓶藥給我。我問：“什麼藥？”醫生說：“維生素A。”我又問：“管事嗎？”他說：“管事。隻有這半瓶了，每頓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問醫生：“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嗎？還會更壞嗎？”他一邊叫另一個人看病，一邊冷冷地說：“你以後要吃得好一點，是營養問題。”醫生不理我了，我隻得退了出來，緊緊握著那半瓶藥。瓶簽上寫的“魚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頓兩粒，醫生囑咐我一頓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點，大約是集中火力打殲滅戰吧。可是同時我心裏真涼透了。這幾粒藥能管用嗎？我真希望這是靈丹妙藥。可是萬一不好，怎麼辦呀？我的眼睛千萬不能瞎嗬！
連吃了三天藥以後，我的視力有了變化，明顯好轉了一些；五天以後，我的視覺已經恢複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認出路的高低。眼前那兩團黑雲逐漸淡了，甚至好像沒有了。一個星期後，我確實好了。藥也吃完了，我再到醫生那裏去，想再拿點“寶藥”，鞏固療效，還想悄悄留下幾粒，萬一眼病再發，處境更壞時，我可以不找醫生，有備無患呀。但醫生說，魚肝油丸已經用完了，要等下次進藥時才會有。他總算非常好，又給了我一瓶多種維他命，我真感謝他；一直到現在想起這事，我還打心眼裏感謝他。盡管他後來也對我不好，寒冬臘月，我患感冒，他還叫我做雜事，夜晚去醫務室看爐子。我覺得這有點過分。我心裏曾不免為此難過，覺得他是醫生，也參加到欺負我的行列，他不應該。不過，他的確給了我半瓶魚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雙眼。後來我一有機會就宣傳這件事，既是宣傳魚肝油丸的靈驗，也是對這位醫生表示感謝。
十、任人差使
生產隊的勞動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時的“天天讀”後，由隊長宣布，然後分別由組長帶著到各個指定地點去勞動。每天的勞動不一樣，地點也不同，有時分散，有時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準參加“天天讀”學習，也沒有資格參加集體勞動。我是一個被幹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臨時勒令差遣去千活的“犯人”。開始的時候，隊上多是派我到馬房，跟另外兩個“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馬房內堆積得很厚的糞泥。這兩個掛著“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個是五十年代初建場就來的起義的或是俘虜來的國民黨軍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黃。這種人在這個農場很多。時間長了，經過教育、改造，有的成了農場的中、下層骨幹。原來這些人的處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較一致，精神上都屬於一派。“文化大革命”一來，因為各人站隊的造反派觀點不同，中間就有了分歧，有了親疏。老黃這人還是很機靈的，他不屬於哪一派，隻因為他女兒是另一派的一個活動分子，使他受了連累，在這一派勢力的控製下，暫時便處於被專政的地位。但是看起來，他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他在我們二個人裏的地位顯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離開了我們，到水爐專門燒開水去了。
另一個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稅務所的所長，剛解放時偷偷進關，繼續販賣毒品，被抓捕歸案，判刑二十年。二年困難時期，各地生活實行低標準，他請求監外執行，就遷來農場，依靠兒子生活，農忙時做臨時工，當雜工，賺點工錢，隊上人都叫他老李頭。他的兒子不在這個隊，可是同這裏大多數人是一派。老李頭貌似愚蠢，其實是比較會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時他當然躲不過，被專政勞動，但仍可以拿到工資，隻是稍微少點。在造反派眼裏，他自然也比我高一點。他們都可以住在自己家裏，每天按時來上工，而且還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們一同勞動，得聽他們差遣。我更不願說話，也不看他們眼色，不拍他們馬屁。他們也不找我麻煩，隻稍稍同我劃清點界限，這樣倒好。
麥收時節，我也下大田，手拿鐮刀參加勞動。有時為收割機打道，有時在小塊地麵人工收割。我手腳笨，一直缺少勞動鍛煉，割得慢；打靿捆麥也慢，常常遭受女將們的斥罵。夏天在大田鋤草也是這樣，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雖汗如雨下，總還落在一群人的後邊。隻好在別人小休時我不休息，緊趕慢趕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質增生，曾在大連醫治療養過。一九五八年到農場參加勞動，雖然病勢更加發展，但我覺得，經過鍛煉，痛感似乎輕了一些。不過像現在這樣從早到晚，彎腰出力，勞動過頭，我實在支持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願說，也無處說。我咬著牙，強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後邊幹。我認為我是可以戰勝這些困難的。
一天我正收拾鋤頭準備下地，給廚房種菜地的老王頭把我喊住了。他讓我去菜地拔蔥。我猶豫地望著他，他肯定地說：“已經給隊上說過了，你往後就在菜地勞動，去吧。菜都長起來了，夥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時和幾個老頭一起，有時就單獨一個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夥房去。這幾個老頭都好，有比我小幾歲的，也有比我大幾歲的。他們都是職工家屬。他們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們不問我過去，也不管我現在。他們把我當一個人，不討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頭是這個菜組的頭兒，他就是我第一天到這裏來同我說過話，並帶領我上食堂買飯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煙就是給了他的。我給他煙隻是為了我決心戒煙，而在這四顧無親的環境裏，隻有他同我說過話，我是什麼別的想頭也沒有的。他叫我來，可能他們缺少一個專門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麼好人看到我在大田裏的狼狽樣子，發了善心，講了幾句什麼話。不管怎樣，我在菜地裏幹活兒要輕鬆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於有一點點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無垠的田野，欣賞著蒸騰的嫋嫋上升的霧氣，望著那變幻無窮的雲團，想著國家的未來，想著我個人的未來，我的希望真小嗬！甚至小到隻要能再見到陳明一次也好。這幾個老人，老好人，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
他們有一間辦公室，是靠牆搭起的半間茅屋，房間不大，放一張破桌子，有兩條長板凳。靠牆根一鋪木板床，床上鋪了破草席。雖然牆歪了，屋頂露光，可是可以坐幾個人休息。他們按時上工，先到這裏拿工具，他們的鋤頭鐮刀都掛在牆上，種子用報紙包著放在抽屜裏，還有吃飯的飯盒。他們吃飯、喝水都在這間屋裏。他們也不參加“天天讀”，幾個人碰碰頭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王頭指派。他從不計較我幹了多少，隻要我在地裏就行。工時長，工作還是累的，不過再沒有人罵我。當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時候，我還可以在這間小屋裏坐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十一、立竿見影的勞動
我幾乎整整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都和這幾個老頭一起勞動。這年夏秋之間，有一陣天天下雨。這裏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漲，茅坑裏就更明顯。廁所裏每天上聚下滲，人人都以去廁所為苦。還是年輕學生聰敏，主意多。他們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掃廁所，不特要把板架上麵打掃幹淨，灑上石灰；把去廁所的路麵墊渣墊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裏的糞水掏幹。我要求領導請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一個鐵瓢，綁在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廁所後麵的坑邊上，向下舀糞湯。這是全隊的公用廁所，裏邊有牆隔開，一頭是男同誌用，有七八個坑；一頭是女同誌用，也有四五個坑。糞坑足有十一二米長，三米多闊，兩米深。夏天糞便隨地下水上漲，離坑麵隻剩不到一尺，就要溢
出坑外，因此上廁所時人人叫苦。我從坑邊挖了一條溝，順著坡勢，把舀出來的糞水順溝流到附近的一塊韭菜地裏去。糞坑的麵積大，我舀得很慢，一天從早到晚，舀五六千瓢，糞水才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滲得很快，過一夜又會漲起來四五寸。我不由想到希臘神話裏被神處罰的那個人，他每天從井裏淘水，白天把水淘幹了，一夜又漲滿了。好像我也將永世這樣幹下去一樣。但我還是有點高興，因為我看著我的勞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樣，糞水每天都淺下去一截。廁所上麵也打掃得幹幹淨淨。每個人能氣昂昂走進廁所，舒舒服服走出廁所。我心裏還笑咧：“真是立竿見影哪！”秋天來了，天氣也好了，廁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一直度過冬天，到明年開春。我好像做完了一件偉大的工程那樣舒坦。
十二、把心磨煉出厚厚的繭子
在雨季裏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沒有水靴，連一雙解放牌的膠底鞋都沒有。陳明曾給我捎來過三十元錢。但造反英雄不讓我買，農場的百貨商店又沒有適合我穿的。我隻能穿一雙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裏打滑，踩在水裏雙腳給泡著。每天黃昏後，我就躲在這幾個老頭辦公的半間茅屋裏，用熱水泡一泡，洗一洗。當時是熬過去了，一到秋涼，我一雙腳全裂口了。收藏的一點膠布也全用完了，腳疼得連地也不能下。去找醫生，醫生說：“這不是膠布能貼好的。”他給了我一小盒凡士林，讓我每天洗腳，每天搽油，叫我用塊布把腳包起來，穿得暖和些。我隻得把一雙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當雨鞋，這樣裂口還是慢慢好了起來。好在冬天，陳明又給我捎來一雙棉鞋。第二年春天(一九七。年)，還給我捎來一雙解放鞋，我坐牢時穿進了監獄，一九七五年我出牢時，還給了我，我帶到山西，一九七九年我又帶到北京，現在還在我身邊。
秋天沒有過完，菜地裏的活少些了。給食堂喂豬的一個老頭同食堂管理員商量，讓我幫他喂豬。這個老頭已經七十五歲，比我大十歲。我從心眼裏同情他，搶著幫他幹。我們兩個人一共喂六十來頭肥豬。我力氣小，卻常常搶著拌豬食。我隻在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製的小水桶(一桶約盛二十斤)挑過水，現在卻是用大桶，一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裝得淺一點，路也不遠，每天三頓，每頓十幾擔。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見我勤快，能吃苦，就讓我挑得多一點，特別是去廚房挑泔水，那都是我的事。我隻會用右肩，不能換肩，這樣右肩腫起來一塊，每晚火燒火燎地，痛極了。我回想一九五八年我們剛到農場不久，陳明去修鐵路，十天半月趕夜晚攀裝煤的貨車回家看我。每次回來，我都要看看他的紅腫了的右肩，後來就有一大塊繭子似的厚皮，他鍛煉出來了。我悄悄鼓勵自己。我大約也可以鍛煉出來的。我不隻要在肩膀上磨煉出一塊厚厚的繭子，來承擔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塊厚厚的繭子，來承擔無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這路究竟還有多遠嗬！
十三、醫治我的不治之症
來二十一隊後，白天勞動雖然累一點，還是能熬下去。後來在食堂的菜地幹活，由於那幾個老頭對我的照顧，勞動不算重，有時還可以坐在地頭休息一下。隻是一到晚上，我的魔星就來了，我瞌睡得厲害。同屋的十來個革命女將卻精神抖擻，興致正旺。她們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兩小時；加之她們年輕，精力旺盛。她們是些快樂的人，每晚她們都要舉行一個娛樂晚會，唱語錄歌，唱樣板戲，唱她們各自家鄉的小調。她們之中，也可能產生未來的聲樂家，有個別人的確唱得不錯。她們隻是為了炫耀她們無盡的幸福，她們需要大聲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獨自坐在小木床上，作為一個觀眾，默默地欣賞她們的天真，隻是我的眼皮即使在這樣哄鬧的響聲之中也要慢慢地合下來。我也覺得我如果睡覺了，或是表現要瞌睡了，都是極不禮貌的。我總是熬著，拿張舊報紙好像在看，用來遮掩我的疲憊，但仍是支持不住。盡管我自己以為我是在專心聽唱歌，但我會在報紙後邊發出鼾聲。這真不像樣，真對不起那群正在興高采烈地表演著的歌手。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驕子似的姑娘們。這時總有人跑到我床邊用力搖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一聲，拿起順手抓著的一件任何東西，一把笤帚，或者是一個小缸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一下被驚醒了，我張惶四顧，發現了我的疏忽，我怎會睡著了呢，而且還發出鼾聲，我使勁地大睜著眼，故意讓自己想一點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著了；於是又被驚嚇醒。就是等她們大家都安靜地躺下來了，我去熄了燈，我放心地躺了下來，以為沒事了，可我還是會很快入睡，等不到她們都睡著，我又先發出了鼾聲。別人討厭我睡覺打呼，我更討厭自己打呼。以後，她們勒令我寫一張保證不打鼾的誓言貼在床頭。我實在沒法，隻得跑到那個好心的醫生那裏求救，請他能給我一點不打鼾的藥。他說我胡鬧，說這是生理現象，是無藥可治的。可是我能說別人是胡鬧嗎？我還得自己去想方設法醫治我的這個不治之症。
記得剛來二十一隊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隊上的倉庫保管員曾經把我叫到倉庫縫補麻袋。後來又把我叫去搓麻繩。這時我便想到搓麻繩了，我以為這樣或可把我的瞌睡蟲引走。於是我找到那位保管員，領來一些麻，晚上當她們大家開晚會熱鬧的時候，我就搓麻繩。開始搓得比較慢，一晚能搓五六米；後來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簡直搓出味道來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競賽，總要和頭一晚的成績比一比，如果不超過就不罷休。隊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繩，常常有私人要用，跑來向我要，保管員也不問，隻要我報告一聲就行了。我這個小小生意還很興旺，我好像是一個工廠老板似的，為我的勞動，為我的產品的銷路而感到很滿足。直到秋涼以後，才發現我粗糙的手心裂了許多小口子，長時間不好，這搓麻繩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不想到那些以搓麻繩為職業的人將如何應付他們這一生的艱難。我希望這些人千萬搞一個機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這樣，如果把手搓出硬皮來，從整個手心都長上一層硬繭皮以後，大約還是可以適應下去的口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