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平：一是要加強文學創作。現在很多地方不重視文學創作，單純重視影視快速生產，因為那最容易出政績，而文學出成果慢，是看不見的東西，抓好多作家可能隻能出一兩部大作。但好的影視作品都植根於文學創作，如西部電影在高峰階段，好多片子都是從小說來的，《人生》、《紅高粱》等。許多編劇、畫家、書法家都要讀文學作品，文學是許多藝術的母體。
二是應抓基礎理論建設。現在不少大學重視理工科不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二者應該齊頭並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很重視基礎理論，現在國外有產業化的東西，但也有大的思想家，有大家式的人物，理工科學和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並不矛盾。
三是完善評獎機製。我參加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選工作，評獎也是一種累積、呈示和倡導。其實我覺得每一次評獎都要著力於中國文學的推動，哪怕緩慢的一步，要讓行政思想和文學思想磨合折衝，尋找一種具有文學含金量的、大的文化戰略思維。
四是要加強主流文學期刊建設。我們的《小說評論》一年就七八萬份。這些成果和作用與直接的政績無關，也許不能引起主管部門的積極性，但這些期刊是在不知不覺中促進文學發展，培養大家經典，不能用發行量來衡量。
記者：作為文學批評家，您認為當前文學批評麵臨的問題有哪些？
李國平：文學麵臨的問題，也是整個思想語境、文化語境的問題。文學批評發展好的時期，恰恰是思想活躍的時期，是文學界汲取思想界營養的時期。我們可以指出中國思想界在何時遭遇了分水嶺，可以批評整個思想界的獻媚行為——媚權力、媚主流、媚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不應正視自身的問題。這些年來，文學丟失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良知、勇氣，在許多社會公共事物上，在許多精神探求上，中國作家采取的是集體缺席、集體回避的方式。
記者：目前的文學批評狀況如何，如何提高文學批評隊伍素養？
李國平：指出缺點比提出優點更難能可貴，現實地說是這樣。提出優點，真正挖掘出了作品的優點，非常內行，也很可貴。我知道你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感於目下的批評時尚，不負責的吹捧在當下的批評界的確很嚴重，這無益於作家的成長。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不能是世俗的人情關係，他們之間應該構成張力。當一部作品走向市場，它就處於被解讀、批評，甚至審判的位置，它就是一個被審者。批評家則扮演著法官或律師的角色，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不妨作陪審團成員吧。這些年批評的當代熱情減弱，部分在學校的批評家，受學校學科機製限製，為完成學科任務寫批評，批評的深度和思想性不夠。過去批評家和文學家共同成長，現在進行當代批評，關注當代文學、區域性文學寫作的非常少，都做自己的學問去了。沒有現實熱情了，其實最好的學術最好的學問應該是關注現代的、當代的社會。
對文學負責的批評態度就是有好說好，有不足堅決指出來，哪怕說錯了也不要緊。但現在的批評風氣不好。各種研討會多，對文學負責的態度太少，都是應酬性的，對文學的批評和建設性的話語少了。無形中有一種圈子化，比如人情上關係比較好的就象征性說些無關痛癢的話，無益於文學的進步。
李國平小傳
李國平，1960年生，1982年1月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係。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評論家協會副主席。1982年至1985年在陝西作協《延河》編輯部供職；1985年參與《小說評論》創辦，後一直在《小說評論》工作。1993年任副主編，2005年起任主編。著有《遙遠的印記》、《路遙評傳》。曾獲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陝西省人民政府優秀編輯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