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價值高度多元的時代。50年代，《紅岩》、《青春之歌》等作品，全國上下，不同身份、無論老幼都看，都喜歡。但現在一部文學作品讓所有人都接受都喜歡是很難的，可能你在家裏都會發現很難達成共識。即使是專業評論家們，他們的看法也可能很不一致。所以在這個時代，評價和認識一部優秀作品比過去難得多。
記者：您剛才介紹了文學外部環境麵臨的狀況，分析了客觀形態發生的巨大變化，那作家的主觀因素呢？
李敬澤：80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至今還是我們文學中的“龐然大物”。後來的作家很少有趕上他們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我把它叫做氣力不如人。僅就生命體驗的寬度和深度而言，後來的作家比較單薄，大多是“三門作家”，履曆很簡單，家門、校門、單位門，沒有經過什麼事。這個話很多人不愛聽，覺得生命體驗的寬和深不一定和經曆豐富有關係。當然你可以舉出一些反例，但總的來看，這個關係是成立的，看看很多外國作家，看看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作家，他們的履曆都很複雜，生命都很寬闊。履曆表不是絕對的，但相對的意義總是有的。
當然，履曆表簡單，也說明現在這幾代中青年作家是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沒有戰亂，沒有什麼政治動蕩，這當然是好事，但在這樣一個條件下作家應該怎樣生活，大家想得不多，自覺性不夠。作協想了很多辦法幫助作家深入生活，但再怎麼鼓勵，再怎麼提供製度性支持，還是要作家自己真的願意，有這個渴望，有自覺性。現在一些作家不要說潛心創作，連基本的正常生活狀態都做不到，每天上網、看報、遛彎、寫作、參加各種活動，過的是忙忙碌碌的“偽生活”。
一個作家應該和世界建立寬闊和深入的關係。很多大作家也是個行動者，是個主動的人。這個世界、這個社會比以前複雜得多，你全力以赴去體會它、認識它也未必能夠達到深刻和準確，何況你坐著不動。現在很多小說全靠坐在家裏想，作者連基本的細節也未必真的掌握，比如寫農民工，嘩啦嘩啦寫了那麼多，其實我估計有的作者在生活中連一個有名有姓的民工都不認識。
所以一方麵是社會越來越複雜，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出了認識上的強大挑戰；另一方麵，作家的行動力不足，思想能力也不足，貼近生活的自覺性不足。所以，要出大作品，要表現這個時代，作家的還需要更充分的生活準備和藝術準備。
記者：經典作品及大家不多的原因和文學的自身局限關係有多大？
李敬澤：確實有自身局限問題。上世紀80年代，文學是站在整個社會的思想前沿，無論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大家都看小說，都關注文學麵對生活和社會提出的問題、做出的思考。當時的文學向整個社會提供思想資源，也提供語言資源。現在文學這個功能有所衰弱，當然這也是正常的，文學家的聲音在一個正常發育的社會中一定不是主要的聲音，他的聲音可能是低的、是邊緣的，但他也一定要以文學的方式對時代和人生的迫切問題做出有力回應。現在的問題是作家有沒有做出回應的意願、有沒有回應的能力。作家對時代和生活的認識應該是深刻的獨到的，發表一些言論很容易，但真正落實到筆下，落實到作品中，上升到形象層麵，這對作家的能力是極大的考驗。
記者：談文學經典離不開文學創作環境，作為文學評論家，您如何看待當前的文學創作環境？
李敬澤：應該營造健康的、正常的、建設性的文化氛圍，這確實可以讓作家成長得更好。但現在看，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建設性不足，對拆房子有興趣，對建房子沒興趣。媒體上對於文學不公正的不負責任的批評很多。那麼那些批判者到底看了多少書？依據什麼做出的判斷？60年的中國文學和60年的中國曆史緊密相關，成敗得失當然需要認真分析，但一筆勾銷不行。偉大作品、好作品不是靠罵出來的，產生偉大作品的環境條件是對作家才能的尊重、對創造的尊重。現在粗暴的、不負責任的批評很多，長此以往，形成了風氣，這對於出現大作家大作品沒有什麼好處。罵人不需要勇氣，肯定別人倒是需要一點勇氣。
記者：對於政府和作協來說，如何營造積極的文學經典和文藝大家產生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