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這種批判還有年代差異的因素。上一輩人的時代裏麵沒有LV，沒有Prada，但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年輕人真實的生活當中就是這些東西。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物質空前豐富的一個必然產物，上一輩人因為當時生活條件的限製已經習慣了平素、清淡的生活方式，自然不習慣我們這一代人這麼明顯、自我的表達。但事實是，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當然，中國的變化很快，在這樣的環境裏，一個年輕人要保持內心世界不變是很不容易的。這其實是每一個人內心選擇的問題，年輕人要選擇自己的人生。或許，我們這一代人也會丟掉內心原有的很多東西，甚至會變得像機器一樣日夜工作，而不會再像起初那樣隻活在自己的理想裏。這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
記者：你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經營上的成功，激發和壯大了許多青少年的文學夢想。那麼根據你的創作實踐，你認為那些後繼的文學少年在進行文學寫作時有什麼值得借鑒的？
郭敬明：我覺得寫作主要還是技巧。小時候寫的東西絕對不可能比現在的好，因為那個時候的閱曆、創作水準，包括對文學和文字的把握都還遠遠不夠。那時候的文學創作其實就是一種很青澀的狀態，創作出來的文字除了熱情之外，更多的有一種稚嫩的特征在裏邊。當然，這需要時間去仔細打磨。
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依賴的主要是一種情緒。比如說，聽到一首好歌、看了一部電影受到觸動了，就想寫出來。而到了後來，我更多依賴的是創作技巧、書寫的熟練度以及文學創作的經驗。現在，我的寫作靈感隻要想有就會有，而且寫出來的東西質量也不會差到什麼地步。這就是人在熟練之後的一種創作技能，也是一個經過曆練的作家和剛剛開始的新人所不一樣的地方。
文學作品表達的是一個人內心最重要的東西。文字的華麗和結構的巧妙都是技術，都是在為小說的本身錦上添花，但是如果內心世界的那塊錦不好，加再多的花也沒有用。要很真實地傳遞自己內心的感受，不要用誇張的表達，也不要用華麗的詞彙，隻需要把內心是如何想的真實地寫出來就好。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家的本質就是和廣大讀者分享心情。因此，我更願意把自己的感情放到小說裏來寫。它同樣是真實的感情，隻不過是借助小說裏的人物來傳達出來，讀者很可能就喜歡讀，還會覺得閱讀這樣的故事既是一種心靈享受，又可以感悟到很多的人生意義。這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記者：圍繞促進當前能出現更多無愧於時代的精品力作和大師大家，您對我們從體製機製創新層麵、加強對文化產品的創新與引導方麵，還有什麼建議？
郭敬明：首先一點，就是整個社會要對作家有足夠的保護。中國的盜版一直泛濫猖獗，作家辛辛苦苦創作出的作品，往往很快就被盜版。這導致作家無法通過勞動養活自己，他們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因而會導致很多優秀的精英人才不願進入這個行業。同時還會導致很多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倒閉，致使整個行業生態環境越來越惡化。所以，我們全社會都要起來保護作家這個弱勢群體，保護文學出版行業的正當版權收入。
一方麵，有關部門要嚴厲打擊盜版行為，加強市場巡查和查處發現機製，做到及時發現、及時取證和及時查處，不給非法盜版獲利人員任何可乘之機；另一方麵，中國的讀者也要理解和支持作家的合法權益，拒絕盜版，隻買正版，以實際行動杜絕盜版分子的任何市場機會。當然，我們的讀者大部分收入偏低，當前的文學藝術作品價格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這個問題需要全社會來共同努力，而單靠政府、作家或讀者任何一方是很難完全解決的。
其次，還要完善我國文學出版界的工作機製，打造一種追求誠信、銳意進取的文學出版新局麵。當下中國的出版業比較混亂，大部分出版人資曆深厚，但年紀較大，思想不夠新銳；而年輕的出版人又不太堅守傳統理念，他們的本質不是在做文化，而是在追求暴利。作為一個青年作家和出版人，我希望通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為中國的文學出版帶來一些變革，帶來一些新鮮的血液。我希望中國的文學出版事業越來越強，文學出版的體製也更加完善和更加誠信。
郭敬明小傳
郭敬明，1983年6月6日生於四川自貢，現居住於上海。郭敬明曾獲第三屆和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上海大學影視技術學院學生，現為青春文學刊物《最小說》雜誌主編、上海柯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幻城》、《夢裏花落知多少》、《小時代》、《爵跡》等多部知名小說。2007年11月，經王蒙、陳曉明等推薦加入中國作協；2009年1月，被長江文藝出版社聘為北京圖書中心副總編。郭敬明的作品多以青春文學為主，關注青少年的感情生活，因而被譽為“青春文學創作的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