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寫作低收入的狀態，成為比“質量”更重要、更強大的“淘汰關卡”
優秀甚至偉大的作品從宏觀而言是一個“幾率”的問題，基數越少，可能性就越低
文學評論家的公信力正在變得越來越低，沒有真正起到指導文學創作實踐的作用
未來20年“創意寫作”將成為文學界的主流，至少是青年文學界的主流，但我們從來都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去鼓勵創新
目前國內著名的文學獎項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讀者的廣泛參與
今後那些經曆了市場風浪、有自己固定的商業讀者群的青年作家，會遠遠多於走純文學路線、走圈內路線的同齡作家
時代之問
好廚子都是挑剔的客人給逼出來的
2010年4月，著名的上海純文學刊物《收獲》長篇專號（春夏卷）甫一刊發，即引起了廣泛關注。專號中收錄的4部長篇小說中，破天荒地出現了兩位“80後”作家的作品。一位是郭敬明，另一位則是近年來出版了《馬賊》、《尾巴》、《跑車》等青春作品的王若虛。
一位陽光睿智的少年，在青春和校園文學中矢誌前行，留下串串青澀的足跡，刻畫出社會烙印下“80後”一代青春成長的隱痛，以及稚嫩躁動中的純真。
與王若虛聯係采訪的時候，他正在上海郊區參加一個作協的培訓計劃。用他的話來說，這個培訓對青年作家很重要。當然，這並不會影響我們對這位網民熱愛的“虛仔”的專訪。幾通電話、幾條郵件下來，王若虛對我們的問題給出了年青一代深刻而獨特的答案。
記者：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繁榮，人民生活富裕充足，但文學藝術界卻少有能無愧於時代、可傳之於後世的偉大作品。有人說，這可能跟當前作家寫作的收入與市場經濟中某些行業財富迅速聚集相比仍然較低有關。作為一個“80後”的新生代作家，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王若虛：一上來就說收入問題可能有點俗，但不管好作品壞作品，都是活人寫出來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個作者能夠相對正常地生活下去，這是創作出優秀作品的最基本的前提。
現在，一說起作家，很多人以為這是一種“職業”。但隻有圈內人才知道，作家其實更是一種“事業”，因為很多作家其實都有另外賴以為生的工作。那些在媒體上頻頻曝光，擁有高收入、高回報的著名職業作家，隻是這個群體中的鳳毛麟角。
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天中國的寫作人群裏，大中學生的人數不少，因為他們的生活壓力相對要小，可以在忽視收入的前提下潛心從事創作。但這部分“學生軍”不能被稱為作家，最多隻可以稱其為“玩家”、“準作家”或“亞作家”……不管怎麼稱呼，後來真正成熟的寫作者都是從這批人裏出來的。他們是後備軍，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未來。
當然了，所謂大浪淘沙，如果隻是要經過很多作品質量上的淘汰，而讓一部分無法寫好作品的人退出，這是正常的。但是，目前寫作低收入的狀態，成為比“質量”更重要、更強大的“淘汰關卡”。往往一些好的寫作苗子，就是因為入不敷出或者經濟壓力，而不得不放下寫作甚至放棄寫作。這使得我們青年文學創作隊伍的基數正變得越來越小。
記者：這麼說，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和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你們所感覺的這種市場經濟衝擊力和影響力是不是更強烈一些？
王若虛：確實如此。目前我國雖然處於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但各地區的發展程度不盡相同，不同地區的經濟和文學創作也都有自己相對的特色。比如，上海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生活物價水平較高，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充滿矛盾的局麵。
一方麵，由於經濟收益低和生活成本高，單純從事文學創作根本不能滿足作家們的物質生活需求。一般情況下，一個新出道作家的第一本書版稅往往不到一個新編劇寫兩三集電視劇的錢多，文學創作經濟收益相對較少的局麵已經非常突出了，這導致文學創作領域“人才流失”的現象十分嚴重。
而另一方麵，經濟發達城市紛繁多樣的生活元素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發達地區的人民對於文化產品的需求又相對其他地區較高，這就導致了供給和需求的嚴重不平衡，文學創作的群體隊伍中也出現了很多並非職業寫作者的人。
記者：經濟因素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確實有著很大的影響。你剛才講到作家的版稅問題，那麼現在我們的版稅政策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
王若虛：版稅本身問題不大，但是針對作家版稅收入的稅負卻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因素。一個作家出版一本書，所得的版稅收入大約要扣掉20%的稅，如此高額的扣稅比率實在有些奇怪。
首先，作家本身的版稅收入就已經相對很少，但在一般情況下，出版社的書號很貴，一些出版商又喜歡壓榨作家或者隱瞞實際的印量，這些都是圈內盡人皆知的“潛規則”。版稅收入本來就很少，然後再扣這麼高的稅，這實在不合理。
其次，一個作家一年才能出幾本書？四五本就已經算是比較豐產了，而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作家一年隻有一兩本，有的甚至三年才出兩本書。辛苦了許久，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才寫出來的作品，收入低不算，還要扣重稅，中國的作家有點太難當了！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優秀作品出現的幾率，因為優秀甚至偉大的作品從宏觀上而言是一個“幾率”的問題，基數越少，可能性就越低。
記者：你剛才從經濟因素的角度講了作家這個群體本身所麵臨的一種矛盾的生存狀態。那麼當前作家和藝術家所麵臨的文藝出版的大環境有沒有什麼問題？
王若虛：現在我們的文化出版市場上存在著一個“繁榮悖論”現象。當你走進書店，你會看到各類圖書琳琅滿目，但新的、經典的、偉大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回顧過去，以前的書店裏並沒有那麼多書或者那麼高的刷新率，卻經典輩出、精品不斷。這是為什麼？
一個原因，就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讀者的注意力被這些種類繁多的出版物分散了。現在的文學出版市場比以前寬鬆了許多，因此各種各樣的文學出版物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這導致廣大讀者目不暇接，精力有限而無法一一辨認。
與此同時，這種“繁榮悖論”催生了媒體的變異，即一些作品需要借誇張和噱頭的宣傳手段和炒作，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這使得讀者們見慣不怪，對一些新作品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心理抵抗力。
此外，在文學評論界有很多人出於經濟效益的考量，而淪為出版商的喉舌，文學評論家的公信力正在變得越來越低，這使得文學評論沒有真正起到指導文學創作實踐的作用。當然，慶幸的是，這些文學評論家公信力降得還不算太低，至少要比目前一些經濟學家和股評家的公信力還要高很多。
記者：那你覺得我們目前圖書出版市場的管理有沒有什麼比較突出的具體問題？
王若虛：目前來說，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盡管文化出版市場上作品很多，但跟風、山寨甚至抄襲的現象卻比較嚴重。往往是西藏題材的小說火爆，一時之間各類西藏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盜墓題材的小說火爆，於是各種盜墓小說猶如天女散花、四處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