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其作品形象，以致太深入人心的作品形象，會遮蓋他的本來形象。
比如提起魯迅，一尊銅像就從腦海裏壓過來，他的每個字是銅的，文字摔在地上濺起的每滴血是銅的，憤慨、慈悲都是銅的；再比如杜甫，很難想象他脫貧了的狀態，盡管他一定有不窮的時候。某一代人一般也就對作家的某一時期有感觸，比如對80後，提起巴金，就是“巴金老人”；提起冰心，那自然的“冰心奶奶”。讀者攀登作家，登頂後即拋一頂帽子在上麵；故地重遊，我們還是去找那頂帽子。作家本人是比較難見的，讀者在他們身上記錄的是自己，被諸如一大捧褊狹的自我簇擁著，隻好不忍地製作出一副名片：作家，某某書的作者，某某獎的獲得者……福柯在《什麼是作者》一文裏說：寫作聯係著生命本身的獻祭，它成為自己作者的謀殺者，福樓拜、卡夫卡、普魯斯特無不被其作品抹掉，他們脫離了“人”這一共在的聯係，恍恍惚惚在讀者心中登神。
楊絳先生也是作家，但她沒有被自己的作品抹掉。甚至不少人在起先知道了她是作家的前提下，會再加一個“錢鍾書夫人（遺孀）”的描述。楊絳先生的本來形象雖沒被作品遮蓋，一麵讀一麵知道是楊絳在說，不是林黛玉、祥林嫂在說；卻又令不少人尷尬地感到：總有一片錢鍾書的魅影晃悠在附近，尤其那些相對熟悉錢先生《圍城》、《寫在人生邊上》這兩部作品的讀者。錢先生的《圍城》有些地方寫著寫著，他本人就管不太住要跳出來；楊先生的小說不時也有這種情況。通過楊絳先生和錢先生，我漸漸有一個體會：小說創作是作品要“謀殺”作者的，殺不幹淨就沒那麼傑出；雜感創作是作者從骨灰裏掙紮而出並登高一呼，他那意思：“我還在”。當然，有現代小說家故意在小說裏把自己擺得很大很大，如果我們願意對比的話，把他們真的和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擺一起，會覺得：還是講故事去比較好，處處無我處處我。
寫到這裏，我差點忘了我要寫一篇向楊絳先生致敬的文章。我之敬意，不在於她（包括錢先生）有多麼偉大的小說作品，就作家這一方麵來說，她隻著實感動著我，不論《洗澡》還是《我們仨》；就學者這一麵，是我完全拜服，在於一方麵她的功績，一方麵她和錢先生始終在人生和人群的邊上。
站在邊緣已經不易，人都要受各種向心力的裹挾；站在邊緣而站成了風景，人們奔向她，竟也形成一種離心趨勢，把中心地帶的膠著稍微鬆一鬆。楊絳先生在《一百歲感言》裏說：“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如何把世界歸結在自己上？她說得很具體：“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準備隨時吃虧。”——這不太像一個百歲老人的調調。
我過去很怕讀德高望重者撰著的短文。一方麵，本來就是短文，你還總覺得他字縫裏還有字，“一百歲”這個數字概念本身就是一部密碼本；一方麵，通篇的雲淡風輕、滄桑落盡，原諒複原諒，看開再看開。而楊先生寫在一百歲的感言，有一些不原諒的意味在裏麵。她對世界底色的認識是偏悲觀主義的，與世無爭，但還需保持一份實力防範別人，在於人性的邊邊角角終難以打掃得太幹淨，說不準哪裏就張著一片小小的蜘蛛網，上麵有更弱小者在垂死掙紮。該不原諒的，為什麼要原諒呢？人生走到後來，更能看清什麼是美好，以及哪些美好會受歲月的彈動，自將散去；哪些美好會受大世界的剝削，次第強遷。我們習慣了聽毛孩子咋咋呼呼，而老人家拄著龍頭杖出來表演智慧和慈祥。事實上：有顧忌，但更有衝動說出實話的年輕人恰不明哪些才是實話；無太多顧忌，而失掉了衝動——也許給德高望重堵住了嘴的老人家恰明了什麼是什麼。難以估量：這一不平衡已帶給人們多大的損失；以及今後它還要充當候鳥，銜著愚蠢在年齡和智慧的兩季來回來去，要消耗多少人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