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我在之後又斷斷續續地夢著。不無懷念倒下就睡的孩提時代，現在總是夢，夢不完。時間久了，夢是我，我是它捏著的風箏。
寫於英國Swansea
初稿寫於英國Bath，Backpack旅館
2012年4月21日
人生
英國人難得有這樣清明的藍天，過節似的，紛紛跑出屋。我窗前的草地上，凡音樂或嬉笑傳來，一定又聚了幾個人；忽聽到瓶子“咚”一聲磕在地上，或錫罐叮鈴鈴地貼地飛行，一定是聚滿了人。
太陽底下，眾生百態格外清楚。有剝光了上衣橫豎倒在路邊看書的小夥子，有離他們不遠裹得嚴嚴實實撿垃圾的清潔工，一條鐵釺不斷地啄在地上，以收納各種廢物。和國內景觀完全不同的是：躺在地上消閑的往往是年輕人，一邊彎腰幹活的少說也有五十幾歲。去麵包店飯店也是，買麵包的嘰嘰喳喳，櫃台裏的售貨員推一推沉甸甸的眼鏡，數出幾文銅錢，仔細地找給他們，他們看也不看就隨便塞起來，答一聲感謝也不等人家稍遲緩地回一句不謝。
不同社會，文化外觀差別真大；不同文化反映在社會上，人的活動、人的思想也很不一樣。晴天底下最高興的當然是孩子，會碰到他們非常年輕的父親，狗拴在欄杆上，這邊打著耳釘、露著紋身，弄一個展翅欲飛的發型，邊替孩子搖著秋千，邊扭過頭和夥伴嘰裏呱啦地聊一通。很高的樹木在地上濾幾點陽光的小島，大狗會衝過去舔一舔島上的沙灘，發現不好吃就趾高氣揚地走掉。在這樣“後文明”的國家，人活得往往很“單調”，在後文明國家的邊遠城市，比如我居住的Swansea，人幹脆拋開歲月，置自我於最純粹的生活——我在他們身上感受不到時間，徜徉在生活的後院，投影在天棚上隻有風風雨雨，而蓄意放走了這些陰晴背後穿梭的韶華。於是，五十幾歲的女人蹦蹦跳跳，比她們蹦得還高的是身邊大幾歲的丈夫，狗拖著人在林蔭道上散步，推童車的偏是一個舉著手才能夠到車把的兒童。
我是不習慣這樣遲緩的節奏的，也並不以此而否定中國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夕陽西下，走進任何一家咖啡廳，蝴蝶一樣盤旋在各個餐桌間的服務生往往是一張親切的黃種人麵孔，直接用中文去招呼他（她），他（她）會笑著向你趕來。炎熱的午後，後脖頸讓日光灼得紫紅，但凡有工地，坐著喝水的是壯碩的白人，還在掄鐵鍁的差不多都是亞洲人，他們的額頭往往擰著，偶爾也接幾句白人夥伴低俗的玩笑，大聲咳幾下——路過身邊的人影永跑不開他們眉上的濃雲緊驟。我往往停下來，這種場景在中國太熟悉，我們著急著把整個國土用水泥殼子包起來，再一尺一尺重新掘開，這裏麵走掉了兩代人的青春。
可巧今天是保爾·魏爾倫的誕辰，他是列爾之後被奉為“詩王”的人，和蘭波分手後，他便陷入頹廢掙紮的晚年；和這個法國人同為詩人的中國人杜甫，才華奉送給了理想，老景淒涼，不明不白地死去——世上的詩人都是赤子，有圍著自我打晃晃的，如魏爾倫；有圍著理想的碾盤一輩子做圓周運動的，如杜甫。多數的人生是沒有多少詩意可言的，痛感越劇烈，報複在詩篇上的夢境越美好——我始終願意把詩人的創作看成報複，報複他們的淪落——淪落在與俗世的隔膜。
我在山下的某個帶轉彎的路口，常常遇見一個流浪漢。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不論濕冷的隆冬還是這幾日豔陽澄澈；他一手一個塑料袋是他全部的“財產性收入”，背上馱著鋪蓋卷。可能是我下山的道路正好衝撞了他的活動路線，幾次在暮雨裏見到他，當然他也沒傘，雨水順著滿麵的長須刮下來，直挺挺地行走，像一尊移動的雕像。去年新年夜在倫敦，我和類似一個流浪漢有一分鍾的交談，他的英語很渾濁，不曉得是哪裏的口音，我們手舞足蹈地互相問候了新年，擊掌作別。
在這種國家，這樣的人經常看到，也是一種人生。也許他們是普普通通的懶漢，也許是驕傲的智者，不願蟄伏在世人的遊戲規則裏——相對於才華橫溢的自殺者，海明威、芥川龍之介、海子……他們選擇了出走。出走是種更痛苦的自殺，割在手腕上的是一刀刀苟活的艱難。當然，這樣的智者往往為一般人瞧不起，為了反抗愚蠢，他們湊足了愚蠢。人生有不可承受之重，就要有這樣的不可承受之輕，人生的曲線總在輕重之間糾纏，耐心也好、愛心也好，都要受這一層糾纏的剝削。我們一般人遠遠沒到出走的地步，卻也會在同現實的拉鋸裏消受世界的不美好。沒有哪種詩意能穩定地概括時間的美妙，一路踏著對未來的無知，我們活到現在——盡管有沉痛，盡管有悲喜。最美妙的可能就是生命老去的過程，我們一絲不苟地把著它的畫筆，從塗塗抹抹到潑墨揮毫，再到有意賣些稚拙，好懷念塗塗抹抹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