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曾
450年前的江蘇南通，是一個小縣城，它決沒有通都大邑的繁華，民性淳厚，質樸而善良。在城北有一條護城河，信宿漁人，點點漁火，平添了它平靜中的詩意。
然而，在南通卻有一個以詩文傳家、名彪國中的大詩文世家，這就是近代研究清詩第一人錢仲聯先生所謂的：“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傳未絕，以言詩歌則南通範氏，其世執吟壇牛耳者哉。”“南通範氏既高居詩界昆侖之巔，其一家之述業撰則，又不止於詩也。”（《南通範氏詩文世家》
第一卷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錢仲聯先生固文壇之司命，其所點評，重比鼎鼐。
範氏世以清貧廉潔傳家，居停於南通天寧寺角四步井。尋常巷陌，斜陽草樹，瓦屋幾間而已。同光年間先曾祖範伯子當世先生曾有詩雲：“人言詩必窮而工，知窮工詩詩工窮。我窮遂無地可入，我詩遂有天能通。”他知道清貧並不會阻止詩人高華的品性與天地精神相往還，正孔子所謂：“君子固窮”，堅守著自己心靈神聖的境域。
範伯子，固清同治、光緒朝詩壇之巨擘，《清史》主撰人戴逸先生對範伯子先生推重有加，特設有範伯子先生卷。
範伯子於科場屢試不售，遂絕仕途之念，乃以其睿智與博學課督其弟範鍾和範鎧。範鍾以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入進士，曾任河南鹿邑縣令，勤政勞累，卒於任上，生後瀟條，無任何積蓄，可謂兩袖清風，以清正廉潔聞於郡縣。既歿，傾城哀悼。其弟範鎧，以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為舉人拔貢，光緒二十四年以朝考一等授用知縣簽發山東，曾任山東壽光知縣，後署理河南濮陽知縣，自勉以“窮百年之力，劬勞於冥漠之中，廢而後興，不以難至而自恕”，此不唯驗於其學，亦可驗於其為政，範鎧以“不欺之學”行“不欺之政”，與其兄範鍾同以清廉高潔聞於州郡。
談到以上我曾祖輩的史稱“通州三範”的範伯子、範鍾、範鎧之後，我們追尋他們為人品德的淵源，可以從高祖範如鬆在兩個兒子一仕河南一仕山東之前授予的《作吏十規》中看到這位耿介不阿的老者的浩浩正氣，凜凜節操，今全文摘抄於下，足可為千秋為官者之典則。
作吏十規：
今兒輩初登仕途，束裝就道簽發河南、山東為民父母矣。而家貧親老，難言養誌，實有毛義捧檄之歡。但吾七二衰年，不任馳驅，恒懼一世一經至汝兄弟，得以兩縣知用，此皆祖宗積德之餘慶也；喜憂交集，頓兼之矣。喜者，喜汝兄弟得以成立；憂者，憂其造福少而造禍多也。然汝兄弟自幼至長，熟聞祖父遺訓，必能借此造福，保養元氣，則寒門百世可延矣。戒之慎之！今吾親書《作吏十規》以示之，防微杜漸之苦心也雲耳：
一為民父母，不能培養元氣以遺子孫，最可恥；
一依托權門，一旦失勢，以至十目十手之指視，最可恥；
一地方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最可恥；
一宦遊無窘於難，天道好還，此往彼來，最可恥；
一地方善政不能舉，逢迎上官則恐後，最可恥；
一眼前百姓即兒孫，而任情敲撲，最可恥；
一小民無知誤陷法綱而問官不察，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最可恥；
一為民父母者，第一戒貪，貪則心昧，而書役藉此挾製午文，其禍可堪言哉？最可恥；
一天下事，誠與偽二者而已，誠則無不明，而偽則立敗，最可恥；
一作官須知進退，若老馬戀棧，阿時殃民，必至身敗名裂，辱及君親，最可恥也。
光緒二十四年父書
先高祖範如鬆以七十二高齡，所書予先叔曾祖範鍾、範鎧之“作吏十規”，可謂申申其詈、諤諤其情，夾不得半點嗬護溺愛之態，正可謂天地正氣充盈其間。範如鬆書此不久病歿，留下這可謂唯一的可傳諸萬世的遺產。
高祖範如鬆既歿，時吳汝綸（摯甫）先生（即後之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為文，張謇手書，揚州天下第一刻手韓朝翰刻石為碑。此碑於“文化大革命”中失蹤，前數年於南通鄉村農家之豬圈發現，以為圍牆之用。我乃商之於此農民，他對碑上所刻內容不甚了了，是“文革”中他父親從廢墟中撿回，尚堅硬，以為飼豬之圈石。嗚呼，文采風流掃地以盡，此碑石之命運令人感慨萬千。
其實古今清官、貪官勢同冰炭，他們的本質區別在於“誠”與“偽”，觀古人為官足為後世之鑒者，在我高祖範如鬆示兒《做吏十規》之中宛然在目，那便是：廉潔、公正、誠實、勤勉！
原載《光明日報》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