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孩
到了一定歲數的人，談到人生的經曆與經驗，總愛用閱人無數來形容。想想自己從北京郊區農場，走入京城二十載，成長為知名的作家、媒體人，除了自己的努力、家庭的支持，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時期得益於不同老師的幫助。
一九八三年，我在上高中時就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那一年，我中考失敗，在重點中學、師範學校錄取無望的情況下，我把希望放在文學創作上。在這之前，我的作文一直不錯，小學時，也曾在《三夏戰報》上發表過打油詩。見我整天悶悶不樂，伏在椿樹下的板凳上胡亂地寫東西，在農場果園上班的母親對我說，場裏有個燒鍋爐的劉師傅喜歡寫文章，我可以帶你去找他學學。這樣，我便在果園鍋爐房裏見到了我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一位老師。
劉師傅不到五十歲，麵容黑黢黢的，背有些駝。我跟他講話，他先是衝你憨憨的笑，然後再把他的想法告訴你。幾次交往下來，我發現他的神情總是很抑鬱。我便問母親怎麼回事。母親長歎了一聲，說劉師傅是好人，本來他是有些技術的，還會寫文章，場裏的廣播一直由他管。有一年，場裏一個作風不太好的女知青勾引他，他們在廣播室擁抱時被領導發現了。這種事本來是兩個人的事，可是那女知青一口咬定是劉師傅非禮她，結果劉師傅在場裏做了檢查，最後被安排在鍋爐房，代管澡堂子。
去了一個多月，劉師傅某天突然對我說，你的散文和詩寫得比我好，我不能耽誤你，我給你介紹幾個農場機關的領導吧。
劉師傅說的幾個農場機關的領導指的是農場宣傳部部長孫雨山、工會副主席劉金聲和工會幹事陳友福。這幾個人在我最初的文學創作上是我的啟蒙者，也是我的親密夥伴。在農場工作的六年，人們每談起不務正業、一心癡迷搞創作的一群人中，我們幾個人的名字一直是捆綁在一起的。我們這個農場是不缺乏文學因子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浩然曾經專門來看過從蘇聯進口的康拜因拖拉機，八十年代前後，張抗抗、陸星兒、柯藍、柳萌、雷抒雁、陳祖芬、王宗仁等名家也都先後來參觀輔導過。在我之前這裏也曾出過兩個作家，一個是《兒童文學》編輯部主任楊福慶，另一個是一九六九年到山西插隊後來成名的李銳。不過，他們倆沒有在農場工作過。記得一九八五年李銳在《當代》上發表了反映農場生活的中篇小說《紅房子》後，我們幾個人爭相看了好幾遍，那興奮勁兒甚至超過了李銳本人。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孫雨山、陳友福等人已經退休，而劉金聲則已告別人世。去年，農場局宣傳部的退休老作家胡天培約我到南郊農場參觀。看到農場的變化，我感慨萬千。我真有心寫一部反映農場生活的長篇小說或報告文學，可我眼下因為工作的繁忙、身體的不適暫時還不能了卻這個心願。我把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孫部長，他說他很期待。
一九八三年八月，天氣還異常悶熱。一天，孫部長告訴我，說最近農場局的《北京農場通訊》和朝陽區文化館的《芳草地》兩家報紙編輯部的老師要來農場組稿，希望我能參加。說來有趣，這兩家報紙來的兩位負責的老師都姓劉，似乎我跟姓劉的老師天生有著緣分。
《北京農場通訊》的老師先到農場來的。老師叫劉遠英，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說話十分豪爽，後來有人告訴我，他父親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是唐山市的市長。或許由於這個原因，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被打成了“右派”。在組稿座談會上我的發言劉老師聽得很認真，吃飯的路上他悄悄對我說，你的觀點很新穎，我喜歡，有稿子就直接給我。我當時感到很受寵若驚，不久便把一篇小小說《回鄉》郵給了他。原想自己是初學乍練，這小說不一定能被老師看上。哪料，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那期《北京農場通訊》副刊上，我的《回鄉》竟然發了頭題，還給配了插圖。接到樣報那天，我舉著報紙在回家的路上盡情地歡呼雀躍：我的小說發表啦，我要成為作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