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人的與人類的、詩人的和學者的、風格與個性
在當今，一個作家的著述20年之後甚至是在10年之後，不被人們看成是陳腐得可笑的、散發著時代異味的，已經很少見了，大多數作品麵市一年兩年之後就淹沒於汪洋般的出版大潮而不見。這是否是作家這個職業的宿命？從事文學創作在當代是否注定要領受被遺忘、被漠視的命運？難道作家這個職業的特征不正是以永遠價值、不朽業績為特征的嗎？作家們曾經沉醉於其中的那些作品，那些散發著激情的文字是否就注定會被當成信口開河？也許我們也可以舉出另外一些例子，如曹雪芹、施乃庵、魯迅等等，然而他們的命運又能好多少呢？紙麵文學作品的讀者正被電影、電視掠奪而去，文學家及其作品正被主流媒體逐漸淡化，這難道不是不爭的事實嗎？
這實在值得我們就作家這個職業思索一番。作家何以寫作？他的創作在什麼意義上有價值？他為誰寫作？進而作家在何處得以安身立命？過去我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事實卻往往並非如此。
作家一方麵應該是一個詩人，另一方麵他還應該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深邃學者，他應同時具備詩人的激情與學者的深邃，他應是詩的想象與哲學的思辨的混合。從本質上說他應該是社會上最具有曆史感的那一種人，他們不僅為現實寫作還為未來寫作，不僅為民族、國家寫作，還為人類寫作，然而為什麼事情恰恰相反？他們的著作成了這個時代最沒有曆史承受力的？
作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埋頭捕捉各種生活細節，沉湎於生活表象的那種人，他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曆史風雲際變，在現實的人生聲故事中感受世態的變幻無常。但是，很顯然僅有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對人類曆史等外部客觀的興趣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不夠的。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純粹的與觀察者主觀沒有關係的客觀生活現象，作家所要揭示的並不是生活表象真實，讀者對這樣的真實並無多少真正的興趣。作家，隻有從他的對人類、對曆史的整體性柔情和關懷出發，讓自己博大的曆史悲憫和人類情懷照亮眼前的事事物物，按照自己對於人類的整體性立場來關照生活表象，以一個愛者、思者、超越者的身份去展示過去、描寫未來、揭開當下的時候，我們說他才真正地獲得了寫作的立場。
也隻有在這樣的立場上，他才獲得了卓然獨立的作家人格，他的寫作風格才不會因為一個階級、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盛衰而隨波逐流地亦盛亦衰，他的風格才能在超越曆史的意義上為更多時代接受，他的語言才能橫跨有限的時空跟幾乎任何一個特定的時代的文學藝術精神生活緊密關聯。
當然，文學創作並不是一種可以一勞永逸的事業，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它不同於前代也不同於後代的獨特的時代命題，這些命題對於人類來說也許僅僅當下才是有意義的，超越了當下的語境就沒有什麼價值了，對於這樣的當下性命題，作家們是否應當拒絕呢？難道它不應當放棄或者反對嗎？不應當從曆史的高度和人類的廣度上來選擇他的題材，而拒絕那些注定要被淹沒的時效性材料嗎？不是如此。比如魯迅，如果他不是那麼深切地對於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關心，就不會去寫雜文，今天，盡管我們會說魯迅在雜文上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他應當把精力集中於小說創作，魯迅過度關心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而忘記了自己作為一個天才作家的人類使命、超曆史使命雲雲，但是，換角度而言如果魯迅不是那麼真切地觀察了他的時代，他如何能在小說創作中捕獲得對人類、對曆史的種種超越性見解呢？他把中國封建史概括成“吃人”的曆史、用“阿Q精神”來概括中國人的國民性等等，都是來自於他對其時代生活的敏銳觀察。就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人類視角實際上都來自於個體視角、民族視角、國家視角。但是，反過來我們又要說，任何人類視角、曆史視角都不僅僅隻是個體視角、國家視角、民族視角、時代視角，而是對這些視角的超越。
但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都要為自己的時代作出犧牲，他不僅要為超越的世界寫作，還要為現實的世界寫作，就如同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陀斯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一樣，他們為未來而寫作，同時也為現實而寫作，並願意為此而付出重要代價，有的時候甚至為此而流放、監禁和犧牲。就如同魯迅一樣，他們不僅是文學家，同時還是革命家、思想家，人民為此而永遠牢記他們，他們不僅僅用語言在大地上豎立起了自己的豐碑，同時還是鬥爭的意誌和反抗的呐喊為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奠定了不朽地位。
換而言之，作家必須生活在曆史與現實的夾縫中生存，他的曆史感是以灼熱的現實情情懷為基礎的，也許對一個作家來說現實情懷還更重要一些，它決定了一個作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與現實進行對話，或者我們也可以說純粹的曆史興趣（對現實漠不關心的曆史興趣）對於作家來說是不必要的，也許那種口口聲聲聲稱自己為曆史、為未來而寫作的作家，其作品恰恰是最沒有永恒價值的，古往今來的文學發展史已經說明那些在專製、暴力、壓迫麵前用沉默表示了認同的作家，那些“躲進小樓成一統”、“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作家，那些沒有為人民鼓呼的作家，幾乎都成不了什麼大氣，他們也許在那個時代可以生活得很好、很有地位，但是離開了那個時代，他們的作品便會像他們的生命一樣被時光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