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學史家，他的目標並不是針對著作者賦予文本的原初含義，他所麵對的文本當然與過去的一樣，然而這種“一樣的文本”是沒有曆史性的，他在過去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那麼是什麼東西使這種文本在文學史中獲得意義的呢？是它的“效果”──在此刻被理解的真理性，它是文本所擁有的過去的視野與文學史研究主體現在的視野疊合的產物，它是文本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實現性，正是這種實現性的不同才能付於作品以曆史性，也才為文學史家作為主體在作品中發現並進而在文學史中展示這種真理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對於文學史家來說，理解的結果就是解釋，在解釋中同化他所理解的東西，“解釋是把理解所得到的可能性清楚地揭示出來”[ 陳嘉映：《海生格爾哲學概論》，第164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成為一種針對人生與世界的陳述，這裏一個文學史家必須發揮他自己的審美的觀點，守護自己通過藝術作品而獲得的真理的經驗，以反對那種被科學的真理概念弄得很狹窄的真理觀念。在這裏沒有客觀論者所謂客觀反映的地盤，唯一能適用於這一情形的是一種“自我理解”的觀念，這是史家的自我意識模式的投射把作家們傾注於作品中的原初含義轉化為一種詩意經驗，它是詩意靈魂之間以及詩意靈魂與世界之間相互訴說的過程。
換而言之，這裏文學史家的理解（進而解釋）的有效性的根基並不是全在客體的方麵，它是一種靈魂的對話的結果，個體性不可避免，文學史家麵對文學史時的個體性是被迫的，它不僅是主體的要求也是客體的要求。但是這種個體性作為一種主觀性並不被看成是隨意性，因為它有著人類共通的宗教感、彼岸精神、終極關懷的基礎，人類對彼岸的理想以及人在此之間的深刻體驗的共同性規定了文學史研究主體（史家）與文學史創作主體（作家）之間的心靈對話將在人類精神史的一個特定的被給定環節上進行，這個環節具有相當的規定性，它規定了思的力量及方麵，它使思體現出的範圍感、廣延性、深度感等都具有“曆史”意義，這種曆史性的思，在文學史中為文學史的曆史性提供了基礎。
由此出發，文學史學需要對文學史研究主體的使命與前提作出說明，文學史家必須是詩性之人，他們是那個時代中敏銳的感受到時代精神根基與過去時代的精神史具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並善於從過去時代的風格中挖掘到現時代人們所遇到的共同遭遇並將之實際感受為問題的人，他們是那種充滿形而上關懷，因而文學史在此進格為精神史，它是審美的，是美學又是反思的，是哲學，進而是類關懷的產物，是宗教，是人類學，偉大的曆史熱情與深沉的現世關注鑄煉了文學史家，他們的理解與解釋成為人類理解自身，將自己的過去與現在從宏觀整體上構通起來的道路，他們表現了一個文學史家與一個普通的人的區別，他通過其史學工作表現自己為自主自覺的曆史主體，他不僅為人類展示舊時代的文學風貌，而且為人類展示自身對自身命運的把握，使文學史得以作為現時代人們的精神財富甚至為未來的永久財富而顯其意義。
（三）
我們的文學史學必須對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經驗主義傾向作出批判。經驗主義嚴重地腐蝕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以致我們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危害，它使我們的文學史家根本就沒有心思去關注超越現象以外的任何東西，文學史家缺乏史學基本功訓練，特別是缺乏思想方法上的自覺，憑感受、憑直覺、憑一些文學知識就開始了文學史家的生涯，這種經驗主義的作風，使我們相信隻要以過去的文學現象為研究對象我們就天然地成為了一個文學史家，我們的研究就是曆史研究了，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思維方式，曆史精神並不象我們過去所想象的那樣可以從曆史現象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它甚至不是一種曆史現象簡單積累就可以得到的屬性，它必須依賴於史家自覺的曆史思維，那種以博大的抽象力透觀曆史與現實，站在人類的立場以終極關懷之思縱觀生存命運的勇氣與力量，這是任何一個沉溺於瑣碎的事件考證和現象的繁庸無常之中的人所無法把握的，就此點而言，寧宗一先生的所指證的，確有道理，他說：“在我看來，所謂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理論思維和思想的貧困，就基根本點來說是哲學意識特別是曆史哲學意識的貧因，也許這真的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界的一個較為普遍的弱點……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的建構，如沒有研究者主體哲學意識的率先強化，沒有滲透著永不妥協的曆史思辨和一個思想者的真誠，就休想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達到一個更高境界。”[ 寧宗一：《關於古典文學研究現狀的思考》，《文學評論》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