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散場，是CD簽售環節。散場的人群中，我看到陳永龍扛著把梯子走過去。他何止沒有盛裝出現，根本也沒有把自己的歌手身份、自己的英俊放在心上。在台上唱歌，是他的職業。下台，他是“野火”的工作人員。
我以前有個很狂妄的想法，認為大陸搞藝術的，吃的苦頭多一些，作品也會因飽蘸痛苦而更有分量。至少，這荒謬現實主義就比淨土一方更適合生長藝術家。所以，台灣多小清新如陳綺貞張懸蘇打綠，而大陸多出怪胎如左小、或雄渾如青銅戰斧的“舌頭”。但這些年，我的想法在改變。簡單地說，我不再以為藝術一定要水裏來火裏去。生活自會安排，生老病死，人人有份。不是比別人多吃幾桶地溝油，就更痛苦，更藝術。
音樂家布賴恩·伊諾（Brian Eno）說，有兩種藝術家，一種像農民，一種像牛仔。第一種發現一個東西就像一粒種子，安心養地，緩慢種植，精心培育，等待收獲。第二種則像牛仔一樣，四處遠遊，不斷向陌生進發，尋找新的領地。“野火”比較像農民。這些年，我看著他們，慢慢生長，從最初的土地裏長出來的歌謠，帶著土地的散漫和野性，務必要讓人隨著音樂跳起舞來；到向“當下”伸出觸角，如陳永龍翻唱李泰祥的專輯，又何嚐不是向台灣流行音樂的過去回溯，逆向泅渡。
而小清新，是台灣最容易被誤解的一層外衣。跟台灣朋友聊天時，時常覺得他們頭角崢嶸。比如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大批企業無意招聘，新畢業生就業率低下，台灣當局對此，針對弱勢中的弱勢，於2009年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協助近四萬名大專生進職場實習，政府提供每人每月兩萬兩千元（合四千多元人民幣）薪水加社保，為期一年。讓新畢業生獲得工作經驗及協助他們能順利進入職場。在我看來的德政，卻被罵得狗血淋頭，嫌拉低了那三年畢業生的起薪點。在微博上，我也算常常轉發負麵意見的人了，可是跟我的台灣朋友一比，我像個順民，總是站在政府角度著想。他們批評起政府，真的是冷酷無情加暴力。台灣人的概念是，你拿納稅人的錢，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滾蛋，換別人做—我承認，猛一下還真的挺不適應這麼冷酷地對待政府。
所以，在台北公共場合十七次放置“爆炸物”、籲請政府重視開放稻米進口對農民造成破壞性衝擊的楊儒門，他的坐牢引發台灣媒體的大討論，許多文人稱他是良心犯。而“野火”的熊姐聽說我要采訪他，開車一路從台北把我送到猴硐，順便也一見“偶像”。
小清新，是台灣人對親朋好友、對日常生活，從心底湧出的安詳平和之美。但在公共事務上，他們從不小清新。
就像幾年前，第一次聽到“野火”製作的《高一生：鄒之春神》之震動，專輯是為紀念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中被處決的鄒族音樂家、詩人、政治家高一生，是紀念，但絕不流於政治控訴，音樂上的豐沛、空間之豐富，音樂可以如此美而有力，菩薩低眉，金剛怒目。或者，正因為是音樂，才可以如此有力，同時美麗。
再一次看到“野火”的演出，是2012年10月23日，仍然是北大百年禮堂，仍然是全體起立大合唱、跳舞。但多了另外的成分，是李子恒老師給陳永龍寫的《海岸線》，是李子恒自己的《回家》，那一台演出，多了層複雜的情緒。部落音樂的狂歡，猶如給喜歡的人做飯，燒了一桌好飯備下好酒，歡笑著跟朋友們痛飲達旦。而因為李子恒多出來的那一層情緒，是好酒好飯之後的一杯百味交集的茶，茶杯裏蕩漾著散場後，天邊一輪月。這兩者都是音樂的本質。音樂是分享，是狂歡，是手舞之足蹈之。音樂也是描摹人生裏難以言說的那一部分情緒，在明意識潛意識之間的狂流，狂流之後的沉澱。
很難定義“野火”，原住民音樂？流行音樂？民謠？“我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撿現成已經被成就的事，遠看近看都似乎一直在繞遠路，你以為它想要靠近主流了，但它又偏離方向；你以為它是在做原住民音樂，但它又頻頻在唱著華語歌曲，以為自己在搞抒情革命。”（熊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