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野火”的演出，是在2006年7月19日老“愚公移山”胡德夫的演出上，那是個小小的酒吧，能裝一百人的場地塞三百多人，我們彼此貼心貼肺、半抱半擁地擠在一起。那也是我第一次聽胡德夫，第一次聽萬曉利和蘇陽，那時我絕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和他們在生活中認識，一起喝酒。
那是胡德夫第一次來北京演出，可台下的觀眾似乎早已熟稔，熟悉地喊出《少年中國》《美麗島》。和我站一起的公路，在第一首歌響起時已經擠向前去，消失不見。後來我才知道，她聽歌聽到哭，哭到後來陳永龍接受她采訪時，看看她說：你就是那個一直在哭的人嗎？那時，正當世界年紀還小時，感情容易澎湃，可是胡老師的歌又是多麼容易令人澎湃。
最後一首歌《美麗島》，胡德夫叫那個一直在打鼓的年輕人，英俊得像一尊雕塑的陳永龍來唱，聽他唱歌，我忽然想到，看契訶夫時，他說，一個出身卑微的青年要為每一塊麵包而道謝、挨打、崇拜別人、常常感覺自己渺小，而他又是怎麼在一個美妙的清晨醒來，發現自己是自由的—我聽他唱歌時，忽然就想到了這段話，他的歌聲就是那個醒來的清晨，而我身邊不自覺舞蹈著的人群，他們心裏，也許有同樣的自由和美妙。
第二次聽“野火”，是2007年5月22日北大百年禮堂，是一個迥異於酒吧的場地，大家被椅子框住身體，規規矩矩地坐著。那次有阿美族的小美、哈尼、盧皆興、陳永龍，當然還有胡德夫。胡老師像掌門人，帶著一群弟子呼嘯下山。陳永龍不唱歌時，還是給人打鼓。鼓手，是整個舞台位置最靠後的人，照相時如果不注意，根本照不到。整個“野火”是一個樂隊，他們四個人，有一把吉他，一個主唱位置。交換吉他和主唱位置時，順便給對方調調吉他肩帶，這一切做得自然而然，像一群相親相愛的小朋友。
那晚，唱到最後，格格說：最後一首歌了，站起來吧！我們幾個人互看一眼，站起來。舉起雙手，打著節拍，搖晃著身體。左邊的，右邊的，前邊的，後邊的，最後我四處看一下，幾乎所有人都站了起來，跟著音樂，用身體打著拍子。整個會場，像風吹過茂盛的稻田。—每次聽“野火”的演出，總是會陷入一種近於飲酒的沉醉，忘情到跟著舞蹈。
這也是“野火”一直給我的印象：是吹過大地的音樂，豐收時邊飲酒邊收割的音樂，是拆除身體樊籬，讓陌生人手搭手肩並肩一起跳舞的音樂。
第三次看到“野火”，是在大陸一台亂哄哄的頒獎典禮後台，那次典禮，安排混亂，調音混亂（歌手唱歌時，監聽音箱裏閑人說話的聲音都沒有關掉），在那種荒謬又正經的氣氛裏，“野火”的歌手們，盛裝登場。每個人穿著自己民族最華美的衣服，陳永龍穿一身亮閃閃，像邁克·傑克遜。他們上台時，工作人員兵分兩路，助理直奔台下調音台，經紀人熊姐台上監控。他們的演出，在那個亂哄哄的場合，是最不失專業水準的一組。
和“野火”熟起來，是2012年2月大陸民謠團“走江湖”去台灣。“野火”是個小團隊，歌手陳世川也做專輯平麵設計，歌手陳永龍也做製作人。那一趟台灣行，台北到台東再回到台北，永龍是演出時的嘉賓，下台後的司機、導遊、保姆……我切身領教到，看似鬆散的“野火”，有著多麼強大的組織能力。這得益於經紀人熊儒賢無懈可擊的協調力。離開台東時，一個個打電話：別落東西在酒店。等上了小巴，大家此起彼伏地唉喲起來，丟電腦的，丟錢的，丟詩歌的。熊姐微微一笑，她早知道藝術家的名字就叫不靠譜，安排永龍開著小車作為邊鋒，除買火車票也負責隨時支援突發情況。
而我腦子裏一直有陳永龍穿得閃閃發光的印象，“走江湖”在台北文化地標Legacy演出，他做嘉賓，穿著一件襯衫，簡短排練後就是登台，我驚訝地說，你不換衣服麼？他羞澀地說：我已經換好了。看我一眼，輕聲說：上次在廣州，因為是領獎，我們是盛裝出現。平時很少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