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三孤傲怪僻之謎
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
盡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也盡管該書作者陸鍵東盡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生的一切，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骨氣與膽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曆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擬請陳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長，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不算。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如果隻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搞點“特殊化”倒也罷了，他還說“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了，豈非存心“逆曆史潮流而動”？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豈非空前絕後膽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係裏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拒人千裏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但當真願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康生，也不見別的人。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雲：“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地步。
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不是。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如陳序經）、教授（如冼玉清），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並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麼，是陳寅恪討厭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書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嗎？好像也不是。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關係就很好，和胡適的關係也不錯，而胡適可是做過“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且“死而後已”。這裏也無關乎國共兩黨之爭。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黨高級幹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內心深處敬重他們，比如陳毅、陶鑄、杜國庠、馮乃超。
也許，陳寅恪夫人唐篔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唐篔說：“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但倒是個念書的”。也就是說，是不是黨員或官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或是不是讀書人。胡適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喬木、周揚也是，遊走於國共官學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問有才華的“儒將”，而且尊重知識和學術。由是之故，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除身為“一方父母”的陶鑄外，共產黨這邊，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他得到的情感回報是“肅然起敬”。次為杜國庠。他得到的回報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胡喬木也不錯。他得到了“中國傳統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人，也都不是等閑之輩。然而一個是“馬列主義史學”的代表，一個是“資產階級史學”的重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隻能寒喧多於交流，在談笑風生的背後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謂之“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雖是笑話，卻有深意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