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郭沫若這個“戲言”的水平之高，卻也不能不令人歎服。郭屬龍，陳屬虎，兩人又觀點相左，當然是“龍虎鬥”。郭耳聾，陳目盲，兩人又立場不同，當然是“馬牛風”。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大約也隻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龍爭虎鬥唇槍舌劍之餘，也未嚐沒有惺惺相惜。盡管十年以後，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李白與杜甫》中對早已含冤去世並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
最慘的是康生，他吃了閉門羹。康生其實也應該算是“讀書人”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秀才”，讀過很多書，文筆極好，書畫俱佳，藝術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或不為外人所知。無論從哪方麵（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講，他都應該見得著陳寅恪的，卻被拒之門外。1949年以後，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於是他就來了個“軟著陸”，隻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論再生緣》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隻是因為看陳序經的麵子，不想讓陳序經太為難，陳寅恪才勉強答應見周揚。但周揚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麼好果子。“陳寅恪的態度是挑戰式的”，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幾無招架之功。盡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後，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麵。當然，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有點怪”。
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人。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早在1952年，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鄧之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這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學人們紛紛“棄舊迎新”、“棄暗投明”，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炮製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輔仁大學校長、曆史學家陳垣，1949年時六十九歲，當然是“白頭學究”了。1953年底，陳寅恪又當著汪籛的麵，連續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喻之為“自投羅網”。據說，陳寅恪大動肝火，“恣意評點人物，怒說前因後果，極其痛快淋漓”。
看來，陳寅恪對所謂“時尚”，所謂“新學”，已是積怨甚深，對那些一心想要“眉樣入時”的“讀書人”，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
這就決不隻是什麼個性孤傲、性格怪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