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台灣，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麼！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裏麵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向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裏，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裏”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梗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麵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台挨鬥，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曆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曆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占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