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麼！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誌，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簽”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曆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裏。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籛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複》裏麵。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複》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