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學人更不自由。
學人為什麼就更不自由呢？因為文人可以隻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製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九謁先哲書》）。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緣》，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鄭振鐸捐贈的“海內孤本”，陳寅恪就看不到。他隻能憑記憶搜索，請助手查找，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私誼”請外地的學生幫忙，條件差到哪裏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界眾所矚目的《光明日報》上以“排炮”的方式發表一連串文章，陳寅恪卻隻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事後還要被追查，境遇之懸殊又何可以道裏計？結果，盡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經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後，才心血來潮要研究這個課題的，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雖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卻隻能如陸遊所詠之梅花，“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根本無人問津。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
所謂“權”，並不等於或隻是政治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隻是一種話語權力。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麼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後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麼！
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中國現行體製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匿。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製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製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製是不由分說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製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製作對，哪怕脫離體製，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裏麵也沒有什麼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設立的。它隻為那些願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隻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願意，那就別到我這裏討什麼“公道”。在這一點上，它隻問“是否”（納入體製），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