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準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製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製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自由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權威人士說了算。隻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隻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隻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連自己心裏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獨立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哪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自由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後，也就不會沉沒了。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將永遠漂浮在海上。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
我們想清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