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這兩名知青,都是堅持到最後一年才返城的。
陳忠禮是一名兵團知青,負責每天敲連隊的鍾。
這是不足論道之事。
但對於陳忠禮意義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當我每天敲鍾的時候,我就想到我是為革命在敲鍾。早上敲鍾是叫同誌們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鍾是叫同誌們馬上去戰鬥,批判會前敲鍾是號召全體戰士們拿起武器和敵人去交鋒。我敲的是革命的鍾,鼓勵戰友們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鍾,敲得階級敵人膽戰心慌。革命同誌喜歡我的鍾聲,階級敵人害怕我的鍾聲。我敲的是革命戰鬥的鍾,我敲的是對階級敵人警告的鍾……”
可階級敵人在哪裏呢?
劉建生一到農場就趕上了一場揭發、批判叛徒、特務的群眾大會。詳細的揭批過程他的日記中並沒寫到。但我們過來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對於被鬥爭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災難。那種災難,每使有的人致殘、被打死,或自殺。我當年在兵團當班長時,我那個班的知青就打死過被冤扣上“特務”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當年氣憤得辭去了班長,對於我那個班的幾名知青,我永遠難以原諒,也從沒打算原諒。兩年前,在一次知青戰友的聚會餐桌上,我居然又發火地對一名知青戰友斥問:“說!你當年打過人沒有?!”
劉建生日記中寫到的那個“叛徒、特務”僥幸熬過了那個時代,“文革”後得以平反,又當上了教師。
但那場批鬥會對劉建生的教育是——“誓將農村的鬥、批、改進行到底,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隻要思想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似乎便總能在現實之中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一名當老師的女知青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帶領紅小兵執勤,監查“投機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車牌照的人。並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導:“隻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應該繼續戰鬥下去。”在當年,在農場,所謂投機倒把,無非就是做點兒能掙幾角錢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們扣住了一個沒有自行車牌照的人,那人態度不是很好。她對他進行教育,講“革命”道理:“沒有自行車牌照就是欺騙國家。”其實那人的自行車牌照隻不過掉在家裏了,回家取來後,也就被放行了。
而這件事,使她認識到——“一個人能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榮的,我是新中國的一員,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更應該做好這項工作。做這項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鬥爭的需要,是保衛紅色江山的需要,以後我還要再接再厲,做好這項工作,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階級鬥爭、思想鬥爭也存在於知青之間。
同宿舍的幾名知青由於嘴饞,從曬場上用手套“偷”回了一些黃豆,也就一斤多吧,至晚撒在爐蓋上烤爆了吃著玩兒,不料她們中有了揭發者——於是連長找到她們頭上了,與她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進行諄諄教導:“連裏正在進行鬥批改運動,階級鬥爭日趨複雜,一些階級異己分子設法把黑手伸向知識青年,千方百計拉你們下水,你們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風大浪中站穩腳跟啊!”
連長的話使她們莫明其妙。
於是連長又引導她們對著毛主席像“狠鬥私字一閃念”。
這一狠鬥,使他們交代了“黃豆事件”。
連長最後說:“這問題性質很嚴重,說大了是盜竊國家財產,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鑒於她們是知青,又是初犯,連長寬大了她們,隻命她們每人寫檢討書……
這名女知青在勞動中腳被長釘穿透,連隊派馬車緊急將她送往醫院——而醫護人員們,在救治前首先與之共同學習“最高指示”……
還好,長釘隻不過從腳趾縫間穿過。
知青潘春燕,因家庭曆史中有“不清楚的問題”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這時候,她心中還萌生了對異性的愛情!
愛情啊,多麼糟糕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