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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前，不少中國人都想有個單位。
對於中國人來說，單位是極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有時不亞於飲食、服飾、麵子和人情。兩個中國人見了麵，如果是熟人，便問“吃了沒有”；如果是生人，又沒有經過介紹，便多半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在大街上騎車闖了禍，或者到機關裏去辦事，警察和門衛都會問這句話。如果是女兒帶了男朋友到家裏來，那做母親的，幾乎便一定要問這句話。單位，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人生存的依據。
單位首先是“飯碗”。一個人，如果在政府部門工作，便是“吃皇糧”；如果在國營企業裏工作，便有“鐵飯碗”；如果在三資企業工作，則有“金飯碗”。反正隻要有個單位，即便不太景氣，也好歹“有口飯吃”。單位又是“麵子”。一個“大單位”的人，往往麵子也大，架子也大，反之則小。如果一個人競沒有單位，就不但沒有麵子，恐怕還會被視為“可疑分子”和“危險分子”；“他怎麼會連個單位都沒有呢？”八成是有什麼“問題”，這就不能不防著點。單位就是“人情”。兩個人的單位，如果是有關係的，那麼這兩個人無論是否認識，也都有了“情麵”。這時，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麼要求，隻要不太麻煩和困難，那麼，“不看僧麵看佛麵”，看在雙方單位的麵子上，也得“做做人情”。單位有這麼多好處，當然大家都想有個單位。
更重要的是，單位不僅是飯碗，是麵子，是人情，而且可以說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搖籃”，是“繈褓”。一般說來，國內的單位都有義務和權利，把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樂，都“承包”下來，正可謂“無微不至的關懷”。所以，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如果找到了一個“好單位”，那就簡直會“終身”受益無窮。難怪那些做母親的，要關心女兒男朋友的單位。因為這意味著女兒的“終身”是否確有依托。事實上，單位的“關懷”，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說，許多單位都規定，本單位人員去世後，單位負責其安葬；其配偶如果沒有單位，則也會負責其喪葬。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豈非“終身”有靠？
這無疑很好，因為它意味著我們有了一個賴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所”。所謂“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而精神有所依托。要知道，中國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連死後也要有歸宿的，叫做“人土為安”。於是，有錢有勢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無錢無勢如平民，則大造其棺材。怕死、講吉利的中國人，偏偏對棺材“情有獨鍾”，表麵上看匪夷所思，細細一想卻大有道理。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固然怕死，卻更怕“死無葬身之地”，成為“孤魂野鬼”。而且，一個人，如果死後連棺材都沒有一口，則多半意味著他生前也“身無所憑”，“落落如喪家之犬”。狗尚且不能喪家，何況人乎？
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能“流離失所”。“流”是“流失”，即個體脫離群體；“離”是“離散”，即群體趨於解體；“失所”當然就是人們失去“安身之所”了。
可見“所”就是某一群體。在古代，它主要是家庭；在當代，則主要是單位。家當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負，多半要回家告狀；成年人闖了禍，也往往本能地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愛情和庇護。更何況，在小農經濟的情況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這就在經濟來源和社會心理兩方麵，保證了一個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一般隻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才會“離家出走”而“浪跡天涯”。這時，他們也往往要尋求一個類似於家庭的群體以為寄托，而這些圈子裏的師長和朋友就承擔起父母和兄弟的職責和義務。總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不“靠”上他人和群體，心裏就不會“踏實”。
於是，當生產資料的“國有製”取代了“家有製”，家庭主要地不再是生產單位，大多數城市居民都必須離開家庭去從事各類工作時，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單位看做一個家庭，而“出門靠朋友”，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出門靠單位”。單位最大的好處，就是使我們有了依靠，有了歸宿，不必害怕“流離失所”和“死無葬身之地”。
然而奇怪得很，改革開放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告別單位”，自動脫離那“安身立命之所”。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就得說說單位有什麼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