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榮
餘秋雨先生近日就他與古遠清的案子接受記者采訪時，一方麵說，“這個案子隻有一個內容：孫維世之死的真相”；另一方麵又說，“就我的官司而論，三年來他們發表了200多篇文章，出了6本書，圍攻之勢早已鋪天蓋地”。而從他回答記者關於“打官司太浪費時間”問題時說的“拯救中國的文化生態，比寫什麼文章都重要”來看，他當然不是為打官司而打官司。既然這樣，人們便不能光就這樁官司來說事兒。
餘古的官司，讓他們打去。我們這裏要“打”的，是另一個意義上的“官司”。
一、餘秋雨的哥們兒魏明倫先生在《答餘秋雨書》中說，批評餘某的人，是“誘你公開論戰，激你與他對話，最好炒成某人與某人之爭，傳為新聞，載人年鑒”。魏氏把批評者稱為“苛求者”，說他們會“就此伴隨被苛求者之名一起並列文藝史冊爭鳴篇章”。很多遭到批評的“名人”，比如趙忠祥之流，均持此論調。但這話對於我們，則純粹屬於誣蔑。
我們就是默默無聞的俗人，但是我們不屑於靠自詡為“名人”的他們那些人“成名”。沒有他們那些“名人”，我們就沒著沒落，就哭天搶地，就不活了？他們的作品鎖在抽屜裏自然沒人批評，一經發表，就成了社會的東西，即使我們不看，我們的兒孫也許會偶然看到，也難免受其影響，那麼，我們就有權利評論這作品。怎麼能把人家的批評說成“橫挑鼻子豎挑眼，胡攪蠻纏繞彎彎”（魏明倫語），因而批評者就成了“小人”（餘秋雨語）
或“消滅不完的蒼蠅”（趙忠祥語）呢？他們大人物的名譽值錢，我們小人物的名譽也不是可以隨意踐踏的。
餘秋雨總愛十分不滿和非常不屑地說，批評者為什麼自己不去“創造”——意即隻有他們才是“創造者”，別人“沒資格”批評他們，隻能閉上賤嘴。餘氏的哥們兒魏明倫狠狠批評過牛群（權當他是真心批評），語言放肆，甚至有點兒下流，無異於謾罵，就不是“以逆反心理牾牾當代名家”（魏明倫語）了？他怎麼不先寫和演出至少一個優秀相聲以後，再批評卓有成就的相聲作者和演員牛群呢？魏氏不無得意地說，他“客串雜文”，“不串則已，一串便撚虎須”，端的了得！他譏諷郭沫若善變；抨擊宋慶齡、許廣平封建思想嚴重；把大作家姚雪垠批評得幾乎一無是處；又在全國政協會上指責一個弱女子趙薇……這些都是可以的、正當的，怎麼我們批評一個餘秋雨就犯了“天條”呢？他是不是一個完人、聖人，比“虎”還“虎”，其“須”絕對“撚”不得？餘秋雨也是經常批判他心目中的“小人”的。也許，隻有餘氏這樣的“大人”、“大才”，或魏氏這樣的“全才”、“鬼才”，才有資格“在老虎嘴上拔毛”吧。郭、宋、許、姚等人的成就、地位、名氣，都遠大於魏某人，他批評人家，是不是也想讓自己的大名彪炳於青史？“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邏輯，當然越是在名人、強人那兒，就越盛行了。
或許可以告訴魏明倫、餘秋雨們，我們的批評本身怎麼說，總有點創造意義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創造）。他們口口聲聲宣稱自己在“傳播文明”，要打造好的“文化生態”，難道我們隻能一味吹捧他們，謬誇他們，而放任他們作品中的錯誤（哪怕是魏氏所謂的“雞毛蒜皮”）謬種流傳，誤人子弟，才算“建設文化”，我們的人格才夠得上“正人君子”嗎？
餘秋雨上麵提到的“他們”，顯然包括200多篇文章以及6本書的“所有”批評他的作者。他說“圍攻”，卻不指出具體“圍攻”之人。別人“圍攻”沒“圍攻”，我們先不判斷，但我們這幾位作者認為，他這樣說是對我們的誣蔑——因為我們隻是指出了一下他的錯誤而已。據此，我們幾位作者提起訴訟，要求餘秋雨停止侵犯我們的名譽權。這也關係到“中國的文化生態”問題嘛。餘秋雨還指責批評他的人是與盜版集團相勾結的“文化殺手”，也請他指名道姓，把這些盜賊通通揪出來示眾，並繩之以法；否則，他會被認為在那兒虛張聲勢，無的放矢，而凡批評過他的人卻難免背上黑鍋，大大地有損於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