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
多年來，出版界有一個隨心刪書的毛病。其積也久，是個痼疾；
其源也遠，影響甚大。試舉例以明之——
例一：一九七八年二月，上海一家出版社用“新一版”印行了高步瀛選注的《唐宋詩舉要》。《出版說明》說：作者“是一個清末的桐城派的古文家，因此他的詩論不免繼承了桐城派的觀點。在注釋中除了引用王士禎、沈德潛等人的見解之外，並且大量引用了桐城派中姚南青、劉大、姚鼐、方東樹以至曾國藩、吳汝綸等人的言論，這裏麵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動的東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尤其是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評語，大抵是毫無文學批評價值的空說，已經全部刪去。”
這百把字的《說明》，基本上否定了清末一個很有影響的文學流派，否定了這個流派的幾員大將。我很懷疑，這種刪書辦法是否會真正有益於學術研究。高步瀛的老師是吳汝綸。吳汝綸曾師事曾國藩，曾、吳都是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哲學史）
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由於是師生關係的緣故，高步瀛引用曾、吳的言論，料想會是一些比較直接的材料；將這些很有研究價值的文史資料“全部刪去”，未免可惜！按此標準刪書，那可供讀者閱讀的書就大大減少了。
例二：馬蹄疾同誌懷著對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同誌敬仰的心情，輯錄了一本《許廣平憶魯迅》，為研究魯迅提供了比較係統的專題材料。
他在《編例》中說：“文章中提到的某些人和事，由於革命的發展和深入，情況或有變化，除刪去個別字句，其餘仍從其原貌，亦不另行加注。”這又是另一種標準的刪書辦法。然而，在實際工作中，遠不是如《編例》所言，僅僅“刪去個別字句”，而是整段整段地刪除，刪去了關於魯迅和瞿秋白同誌革命交往的曆史資料。我以為，我們不應該用這種辦法來對待曆史，對待已經作古的前人。
政治上的風雲，人事上的浮沉，曾經使某些專家、學者和藝術家傷透了腦筋，迫使他們隨著政治氣候的陰晴明晦不斷修改自己的作品。有一位著名的詩人，在一九五五年初發表了一篇論文：《“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當時正在發動批胡適。於是，詩人就在論文中臭罵了胡適。由於憎惡和尚恨及袈裟，新月派主要詩人徐誌摩也不能幸免。到了一九七九年初，政治氣候變了，詩人就將自己那篇論文修改後重新發表。調子又因時勢不同而異。如說：“談用白話寫詩，不能丟開胡適”，“他是第一個用白話寫詩的人”。對徐誌摩，“我們應該肯定他那些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不時修正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結論，是件正常的事。但是，因人廢言，可以不顧曆史事實。這種辦法，也實在使人寒心，痛心。所謂“揚之則升天，抑之則人地，說熱則熱到沸騰，說冷則冷逾堅冰。人物仍是一個，而市價早晚不同。是非失卻標準，評定可以隨心”，欺之謂歟？
例三：還有另一種難以理解的刪書標準。向警予同誌是我黨第一個女中央委員，著名的婦女運動領導人。為了紀念她英勇就義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七八年編了一本小冊子。內容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戰友們懷念她的回憶文字；第二部分是烈士“遺著選編”，共收入十八篇文章。真遺憾，這些人選的文章也難逃被刪的劫運。經編者注明“編人本書時有刪節”的就有六篇之多。既然已是“選編”的“遺著”，當然是珍貴的革命史料了，為什麼不讓讀者得窺全豹呢？
今年第五期《文學評論》二篇資料性的文章，介紹了日本近年來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情況。據作者說：“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數以千計’，力量相當雄厚；又據不完全統計，每年見於各報刊的有關文章，總在二百篇以上，有關的書籍，也總有二、三十部”。單是對晚清的幾個著名作家如吳趼人、曾孟樸、劉鐵雲等，所輯錄的研究資料就比較完備。我不妄自菲薄。我相信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決不會在日本朋友之下，但是，我卻很讚賞他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對原始資料的兼收並蓄工作。我們倘要進行認真的學術研究，力爭跨越前人，走向世界水平，難道能夠離得開原始資料嗎！外國朋友重視保存文化遺產，重視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很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