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梁文博的“現實鄉村”題材完成的後來的歲月中，他的視野進行了一次大的轉換，這就是所謂的“現實城市/家庭”的轉向。在這次“行動”，梁文博潛在的理論意識也在發生著當然的變化。
以往我們所理解的所謂深入生活，曾經被梁文博解釋為“在生活的原湯裏多泡一會”、“尋找鄉村的小康感生活”。然而，畢竟現實是殘酷的、也是逼真的。人類不僅僅無法逃脫現實的製約，同時，新文化正是在對於周圍生存感受中，在對於現實的點滴浸泡中獲得創造動力與新穎形式的。於是，對於生活的深入（這裏的“生活”往往特指鄉村文化風候的）內涵的轉變，也標誌著梁文博藝術風格的必然改變。
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所謂的“當下性”與“平麵感”。因此，再使用那種雋永的筆法所營造的“有意味”的形式來表現都市感受，顯然會遭到當然的狙擊。這是因為鄉村的“恒長感”的時空與自然草木礫石，就是在悠遠的風候中浸淫而成，這些“物證”本身就是“筆墨”的原生體與載體。
但是，都市裏的一切，卻使得所有的表現者不得不放棄他的筆墨（包括那瀟灑的勾勒與肆意的皴擦），這是因為都市的現代感（文化氛圍）與形式感（建築與家具）拒絕筆墨的浪漫與線條的縹遙。
於是，在梁文博的視域轉向“妻女”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正是在“家居”狀態中的所謂“生活”。女兒在圈椅中屈卷身軀翻看畫冊的《酸草莓》；妻子與女兒在一起所營造“平凡的浪漫”的《紅地毯之一、二、三》；《走近夏天》裏的三口之家在回眸的刹那間所構成的形式比照關係等等。
這是一種帶有作者情感寄托和靈性滲化的現實世界，是把中國畫的文化符號還原於人間現實的一種實踐，當然。並不是說在梁文博之前鮮有人去做這個工作，事實恰恰相反，眾多的失敗者為梁文博提供了一種明確對照的鋪墊。
在這裏，梁文博當然地轉換了他的表現方法與言說方式。顯而易見的是，那種毛筆的宛轉勾勒被鉛筆的細俏筆鋒所取代，如此一來，人物的豐厚感就得到當然的提升，同時，這也有利於形式在空間中的進一步開展；另外就是色彩的斑斕錯置，在梁文博的層層加重的罩染中，得到當然的強化。
如是，梁文博的形式與語言的轉型，也就因此給我們提示了這樣的嚴重問題：藝術固然是生活的反映，但是，並不一定“鄉村”才叫做生活，都市裏同樣有生活。然而，要表現“都市”裏的生活，必定要創造都市性的形式與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