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庸，儒釋道融合的契機
從文化史看中庸，中庸首先在儒道之間：道家講“雌節”、“守中”，“道法自然”；儒家講“天時、地利、人和”，講“無過與不及”。道家、儒家都發端於從黃帝至周文王的上古文化思想，都以“中和”為理念，都以“黃中”為情結，不過一個偏重於自然，一個偏重於人事，《易經》是它們共同經典。在上古和中古的漫長時間裏，儒、道正是通過中庸的文化共識而成為華夏文化的兩翼。
秦王朝統一中國後，燔百家之書，以法家的極端思想為意識形態，結果一朝覆亡。漢初吸取秦亡的教訓，重黃老“自然無為”之治，並融入《中庸》政治思想，這從上述的《黃老帛書》可知。司馬談是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他在《論六家要旨》一文中批評法家“嚴而少恩”（殘酷），儒家“繁而多禮”，墨家“儉而難遵”，陰陽家“拘而多畏”，而隻有道家“事少功多”，主張以黃帝、老子的思想為本，采儒法名墨的長處，這正是《黃老帛書》的文化思想。在這一文化潮流之下，漢代宣帝、元帝時的學者戴聖編撰子思《中庸》，納入《小戴記》，因為《中庸》與當時的文化思想最為吻合。漢武帝出於功業需要，截斷了這一文化潮流，他黜黃老而獨尊儒學，然所尊乃董仲舒、公孫弘這類醉心利祿、曲學阿世的“奴儒”。漢代儒學適應專製政治的需要，已不同於先秦的原始儒家。例如，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此時成了“天人感應”；孔子的“君待臣以禮，臣事主以忠”，此時成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因其“獨尊”，因其專製，漢代儒學（“名學”）很快走向異化。社會腐敗，動亂迭起。有識之士匡過救失，憧憬漢初文景之治。東漢鄭玄以老子義注《周易》，注《禮記》和《中庸》，《中庸》又開始在士人中受到重視。《漢書·藝文誌》有《中庸說》兩篇。
作為對名學的否定，晉代老莊玄學之風崛起。尊儒既已失，尊道亦未為得。這從魏晉南北朝世風日下可知。此時，印度佛教便乘機發展起來。於是，中庸哲學就在儒釋道三者之間了。
張騫、班超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暢通，客觀上提供了文化交流的便利，佛教那時就傳入中國。宗教“自我實現”的本性，使得佛教千方百計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生根並發展。為了在中國站住腳跟，佛教迎合了中國的固有文化：用道家和老莊“虛無”哲學翻譯和解釋佛經的“性空”（“格義”）；附會儒家仁、義、禮、智、信以及忠孝，特別是緊緊抓住了儒家道家共有的中庸思想，以此減少文化上的壓力與衝突。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庸》進一步受到重視。宋·戴顒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蕭衍撰《私記製旨中庸義》五卷。梁武帝本是佛教徒，他看到了《中庸》與佛教“中觀”論的契合之處。蕭衍之後，佛教徒注《中庸》者頗多。《隋書·經籍誌》有《禮記中庸傳》兩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在對儒、道治國失望之後，希望找到新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想，將目光投向佛教；而下層人民飽受戰亂之苦，生存艱難，也希望從求神拜佛中尋求解脫。上下的需要，使佛教有了發展的條件。更重要的是，一些佛教宗派領袖人物，如智、法藏、澄觀、宗密等人，努力尋找與儒、道的共識，實現佛與儒、佛與道的融合。澄觀、宗密的教理融入《周易》，以五戒為五常，主無礙，主簡而易從；華嚴、天台、禪宗都以真心為世界本原，這與《大學》、《中庸》之“誠”別無二致。權德輿在《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師碑銘》說，百岩大師：“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全唐文》）禪宗慧能的佛性倫、頓悟論，融入儒家性善論和道家自然主義。這其中，中道、中庸、中觀，不僅是融合的契機，而且是實現融合的方法論。方便、圓融、自性，完全是《易》、《庸》文化的路子。
到隋唐五代時，佛教紮根於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但樹大招風，物極必反。由於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中唐出現唐武宗會昌滅佛事件。此次滅佛，燒毀許多寺廟，遣返許多和尚，沒收許多寺廟田產，甚至毀掉了一些佛教宗派的經典，佛教因此元氣大傷。在逆境中，佛教尤其感到尋找與儒、道的共識，實現佛與儒、佛與道融合的重要性。宋元明清，著名的佛師禪師，大多有儒家或道家的朋友，例如陳摶法師與周敦頤，佛印法師與蘇東坡，半山禪師與王安石。《紅樓夢》中常有這樣的描寫：“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可見僧道已成為朋友。在文化思想上，佛教更加注重《中庸》。例如，北宋天台宗智圓，自號“中庸子”。北宋禪僧契嵩撰《中庸解》五篇，宣揚儒家窮理盡性說和天命論，說，“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於四時合其運”。他的《鐔津文集》，以佛之“中觀”等於儒之“中庸”，提出儒治世，佛治心。禪師德清，別號憨山，博通儒佛道三家思想，撰有《大學中庸旨解》等。在佛教中國化和儒釋道融合的這一過程中，佛教吸收了儒家的《中庸》倫理思想和道家的“中道”自然觀，甚至連他們的服飾、寺院、山門，也融入中國人的“黃色情結”。六祖惠能的禪宗是徹底中庸化的佛教。中庸文化，是佛教存在和發展的土壤，是儒釋道共存互融的契機。
由於佛教文化占著優勢，儒門一片冷清。唐宋儒家學者看到了兩漢儒學的弊端，都希望通過倡揚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家思想（所謂“道統”），像佛教一樣重視《易》、《庸》文化的根蒂，以振興儒學。韓愈、李翱在政治上雖然斥佛，但在文化思想上則與之融通。韓愈倡揚先秦孔孟原始儒家道統，包括子思的《中庸》；李翱《複性書》的思想，與《大學》、《中庸》、《孟子》的心性說一致，與當時的佛教心性說一致，與後來的宋明理學心性說也一致。天命之謂性，性得之於天命，情是惑，去情複性，去欲正心。陸贄、柳宗元皆以儒融佛而盛倡“中道”或“大中之道”。柳宗元在《祭呂衡州溫文》中說自己“幼而好學，晚而得道”。他所得之“道”就是認識到佛之“中觀”“適於中庸”。他又以是否合乎中道來評判曆史公案（如《桐葉封弟辯》）。宋初範、張、程、朱、陸、王，為振興儒學而探究佛、道，從中受到啟迪：範仲淹博通經史，尤精《易》、《庸》，適應宋初儒、佛、道兼綜的文化需要，自覺提倡《中庸》，其名作《嶽陽樓記》給出了如何處順境與逆境的中庸文化理性。張載“尊孔貴德”，“樂天知命”，“以《周易》為宗，以《中庸》為體”。（《宋史·張戴傳》）程頤出入佛老數十年後，回到儒學，認定堯舜禹代代相傳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經為儒學真諦，並歸之於《中庸》，從根本上打通了儒釋道。朱熹以自己的見解注《中庸》，以之為《四書》第二部，一起作為“六經之階梯”，給出的是他的理學體係。陸九淵“心即理”，王守仁“致良知”，他的天理、人理、物理，智、心、性、理是統一的，這種思想與禪宗沒有區別。在以儒融佛和儒釋道融合的過程中，儒學得以發展。宋明性理之學的形成就是例子。宋明性理之學，其思想內容上溯孔孟而更為細密，如二程之性，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朱熹之心，分義理之心，物欲之心。佛學豐富了宋明性理之學的“心理”內容，朱熹“事理不二”比喻“月印萬川”，出自禪宗“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陸王心學更是直接取自《壇經》“萬法盡在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朱熹通過注釋以《中庸》為“內底”的《四書》；禪宗通過各種“公案”和著作，闡釋融合了儒釋道更為豐富和圓熟的中庸文化：它是“實學”，它是“心法”，可以用來“治世”，可以用來“治心”。在這一過程中，中庸之道也有了比《易》《庸》更多的新內容，《菜根譚》是體現上述特征的新版中庸。
（二）中庸之道，儒釋道的共性
不同的事物能夠融合，必須有其契機；而相融的結果，是擴大它們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