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通過兩千年的相融，它們有哪些共性呢？
第一，儒釋道都是大係統立論，都講“自然文明”。
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上，儒講“天人合一”，道講“道法自然”。都是大係統立論，是“自然文明”。佛的大係統論集中表現在“緣起論”或“因緣論”上。佛教教義中的“因”（Hetn）、緣（paccaya），又稱“因緣論”。佛經曾給“緣”下過這樣的定義：
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
若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
佛認為一切事物或一切現象，都有相待相對的互存關係與條件；離開了關係和條件，就不能產生任何一個事物和現象，即所謂“諸法由因緣而起”。“法”指事物。世間萬事萬事由因緣而生，因緣和合而生物。因緣論是大係統論，是佛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因為儒釋道都以大係統論的觀點看世間的人與事，所以儒釋道都講“順應”，講立身的境界，具體為佛之“隨緣”，儒之“素位”，道之“任自然”，其根基都是“自然文明”。
第二，儒釋道都重生，都以仁愛慈悲為懷。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孔子說：“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道家講“明哲保身”，佛家珍惜一切生命，以“不殺生”為戒律之一。
生是一種天命之性，求生是動物與人的本能，儒釋道都有適生的性質。重生者必然以仁愛慈悲為懷。
儒家講仁。孔子說：“仁者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道家講“慈”。老子“三寶”，以“慈”為首。
佛以“慈悲”為本。“緣生緣滅有由來，終賴慈心熄禍災”。（趙樸初詩）佛既重客觀“因緣”和合，又重視主觀能動性和仁慈之心。佛講“菩薩”和“普度眾生”。菩薩是菩提薩陲（Bodhisattva）的簡稱。佛學家趙樸初在《佛教常識答問》中這樣解釋“菩薩”：“凡是抱著廣大的誌願，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苦惱中救度出來，而得到究竟安樂（自度度他）；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愚癡中解脫出來，而得到徹底的覺悟（自覺覺他）——這種人便叫做菩薩”。所以菩薩的要義就是“普度眾生”、“自度度他”、“自覺覺他”。
所以，在心性論上，儒家主張“性善論”。佛家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道家主張“複歸於嬰兒”，“眾人皆孩之”——所謂赤子之心。這是人性之“自然”。
在社會態度上，老子有“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儒家有“即民見天”；佛家有“普度眾生”，“眾生未度，誓不成佛”。它們都不脫離“民”，把“芸芸眾生”（民）視為“天”，視為社會之“自然”。
在人生態度上，儒釋道都重精神生命勝過肉體生命。儒家講“舍生取義”；道家講“重生而不怖死”；佛則主張“一切舍”包括生命。王安石《寒山》詩曰：“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
佛、道的慈悲、利己利他與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立人達人、民本人本思想相應，在曆史上影響最大，它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人道主義文化。儒、道與佛稍有不同的是，孔老講仁慈並不廢兵。孔子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又說“仁者必有勇”。老子把“慈”定為“三寶”之首，又說“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他們都認為“兵”是“凶器”，聖人隻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因為不用兵來抵禦強暴，社會就不能和平，就有違於仁慈。所以，它們都主張用兵慎重，隻要達到目標即可，“戰者果而已”，不能窮兵黷武。戰爭本身是殘酷的事，最好不要發生，最好是化敵為友，或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得已發生了戰爭，也要盡量使雙方少死人。孔老把仁慈與正義戰爭融合為一，這種學說，以人道為標準講正義。
第三，儒釋道都以“和”為目標。
“和”是儒家的道德目標。孔子主張“和而不同”。《中庸》就是“和諧”的哲學。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天樂”——天人和諧，“人樂”——人人和樂相處。
老子還論及國與國的和平共處。他認為國家無論大小，都要謙虛平等，尊重對方，在交往中各取所需，而最要緊的還是大國的態度，他說：“大國如能對小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小國的信任；小國如能對大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大國的兼容而平等相待……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大國小國都要謙下為懷，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大國應該先以下流自居，這樣天下各國才可相安無事。”（《老子》六十一章）
佛的因緣論把引起事物存在的因緣關係分析得很細微，既有涉及主體性質、成分與作用的各種“因”，又有體現同時或異時關係的各種“緣”，一切存在都是由許許多多“因”、“緣”整合而成。所謂“因緣和合”而生“法”。佛尤其重視社會人心之“和”。儒與佛都重社會實踐，主張積極有為，自盡自完。
佛教徒在古印度稱“比丘”或“沙門”，中國佛教則稱“和尚”——和尚和尚，以和為上，說，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間不可一日無喜神。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慧遠大師以“和而不同”巧妙地堅持沙門獨特的生活方式。因為“和而不同”，儒釋道既能和諧共處，又能保持自己的個性。
儒釋道以“和”為價值取向，與它們的大係統論和自然文明觀是一致的。
第四，儒釋道都以“中”為大本。
以大係統、自然文明立論，以“和”為價值取向，必然以“中”為大本。
儒家視“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道統；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那是沉甸甸的思想；至於莊子，他在《莊子·則陽》中借“冉相氏”之口說：“冉相氏執守中道，隨物自成，與物混同。”
佛家以龍樹的“中觀論”和吉藏的《三論玄義》為端緒，融合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中道。佛書《牟子理惑論》從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入手，進而抓住了中庸的多元文化觀，推崇中庸“中以處事”的精神。
第五，儒釋道都有“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
儒釋道的大係統觀、仁愛慈悲的人道主義以及中和理念，決定了它們的“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
什麼是“小康”、“大同”？
禹湯文武時代的階級社會，理想的私產社會以禮義製度治國，各安其分，生活富足，名之為“小康”。子遊發揚了孔子“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秩序觀念，或者還吸收了墨家“尚同”思想，提出《禮記·大同》思想。《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贍。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既是對古典的崇尚，也是對未來的憧憬。
從《老子》“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到東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道家農業“小康”的社會理想。老子“小國寡民”理想中有眾生平等的大同因素。
佛教當時的創立，反映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它對人世間也是有一種理想的。例如，根據《增一阿含經》記載，佛陀談到轉輪王統治的社會情況時說：那時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鏡清明，食物豐饒，遍地皆生甘美果樹；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康樂，少病少惱；富足如意，食不串苦；欲大小便時，地自然開，事已複合；金銀珠寶，散在各地，與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見歡欣，善言相同；言辭一類而無差別。這與儒家、道家的“大同”、“小康”類同，成為佛家普度眾生、眾生平等主張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