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回憶錄中如何反映中蘇兩黨關係問題
1998年3月24日，楊尚昆同閻明複、趙仲元談話，他說：
前些日子我約中央檔案館的同誌來，商量寫回憶錄要利用檔案，請他們給以支持的問題。他們告訴我，他們也買了一批蘇聯的檔案，但是還沒有翻譯，有些什麼重要內容還不知道。據我了解，現在我們國家從俄國買了不少檔案回來。但是買回來以後基本上沒有動，就是說沒有組織力量翻譯。到俄國買檔案的單位很多，但是相互間缺乏通氣。我現在跟你們商量一下，我想關於中蘇關係，就是從蘇共二十大以後到赫魯曉夫下台，這一段曆史的見證人隻有我們幾個人。外交部那時都不大清楚這些事情，因為那時實際上把這一部分工作拿到中央辦公廳來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有事直接打電話給中辦，他們的大使差不多每個月都要求見我一兩次，很多事情通過我轉達，而不是經過外交部。所以中蘇關係離開我們這些人，許多情況說不清楚。
中蘇兩黨吵架的時候，鬥爭最堅決的是閻明複。在會場上，人家有多大的嗓門他就有多大的嗓門，因為他那個時候真動感情了。我現在想，可否由外交部牽頭，包括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中央聯絡部、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還有中央文獻研究室，把各自掌握的東西開出個目錄，然後集中起來大家合力把這一段的中蘇關係認真地研究一下。在這個基礎上，你們兩個參加進去，把這一段曆史詳詳細細地整理出一篇東西來。否則，誰掌握一點材料，誰就寫一篇東西發表，不但出不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弄得不好還可能引起許多問題。你們是不是找外交部商量一下，請他們牽頭把這件事搞起來，因為這也是外交史嘛！
我覺得我的回憶錄不算什麼，慢一點也沒關係。現在趁你們兩個在，我還在，這一段曆史我們可以給他們補一補，叫“補白”。要把力量組織起來，弄點經費，一起搞一下。將來我的回憶錄可以從這裏抽出一兩個問題交代一下就行了。
從中蘇兩黨兩國的曆史關係上講，斯大林時代，當然也包括後來的赫魯曉夫在內，總認為我們不聽他們的話。所以他們對我們的做法也有很多是不讚成的。那時蘇聯確實是大國沙文主義。比如，他們提出不準第三國進入我們的東北、新疆，還有保留在我們的旅順、大連的特權問題，等等。那時有的蘇聯專家在我們這裏態度也很壞。科瓦廖夫就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裏90％以上都是俘虜兵，是農民，紀律渙散。這簡直是莫明其妙，不知根據何來。另外，他們還認為中國以周恩來為首，外交部的一批幹部都是親美的，黃華是親美的，王炳南也是親美的。為此，我同阿洛夫還吵過一架。我問阿洛夫，你說他們親美有什麼根據？王炳南同美國根本沒有關係嘛。他無言以對。還有，阿洛夫在延安時看到我們同美軍觀察組的關係搞得比較好，也不滿意。在他看來這就是親美，親美是我們外交的基本政策。有這麼一個故事，你們可能不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陳毅留守北京。有一次尤金跟陳毅開玩笑，說現在他們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個人，你可以大權獨攬，你可以搞政變嘛。陳毅把這件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了。毛澤東就認為蘇聯有一個顛覆我們政權的計劃，尋找我們黨裏的赫魯曉夫。後來就認為這個赫魯曉夫已經睡到我們的身旁了，所以，什麼“秘密錄音”問題呀，等等，都聯係起來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後也有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
在中央辦公廳20年
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楊尚昆請中央辦公廳的一些老同誌到他的住地小翔鳳胡同5號共憶往事，8次談他主持中央辦公廳工作的20年。談話基本是座談形式，楊尚昆娓娓道來，中間不時有人或插話或提問，氣氛十分活躍。
本文主要記述楊尚昆談建國後他在中央辦公廳的往事。楊尚昆談建國前他在中央辦公廳的往事，已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第11章至第14章，本文從略。
“功勞不能記在我一個人頭上”
楊尚昆說：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後，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辦公廳主任這個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包羅萬象，但最初機構和製度並不健全，能應付下來，同20年來自身建設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開的。
20年，可以分為兩段，建國前（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一段，共4年時間，這中間包括從延安撤到三交，又從三交轉移到西柏坡，最後來到北平。在三交時，我被任命為中央後方委員會副書記，協助葉劍英統籌後方工作，辦公廳的工作融入後委。建國後（1949年10月至1965年11月）一段，共16年時間，這一段同前一段主要是圍繞打仗、為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服務不同，工作範圍越來越廣，工作量越來越大，真正是個不管部。我常說一年四季忙到頭，到年終總結時又說不出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取得了什麼成績。你們都是在中辦工作多年的，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體會？
中央辦公廳本身的工作無非是三大塊。秘書性工作這一塊最大，包括文書處理、機要保密、檔案管理、會議組織等等，後來還增加了信訪工作，總之，包羅萬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務工作和安全警衛工作。
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雖然包羅萬象，但是最初機構並不健全，原來隻有三處一科，就是以曾三為處長的秘書處，以李質忠為處長的機要處和以鄧潔為處長的行政處，此外還有一個以賴祖烈為科長的特別會計科。那時中央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直屬中央軍委，不歸中央辦公廳領導。
在西柏坡時，製度也同樣不健全。比如，葉子龍是毛澤東的秘書，如果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電報，葉子龍就把這份電報揣在他的口袋裏跑到少奇、恩來、朱老總和弼時幾位書記那裏請他們當麵過目，最後交給李質忠發出去就完了。不像後來我們建立的文件傳閱製度，一份文件什麼時間傳到誰手裏，誰閱後有什麼批示，清清楚楚。文件傳閱的記錄，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檔案。
你說在這些方麵20年中有什麼建設沒有？有一些。這主要是下麵同誌兢兢業業、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至於我自己，隻能說橫豎在這裏20年，辦公廳的工作沒有出大的問題就是了。
中央辦公廳從正式成立開始，就非常重視檔案工作建設。在延安時，中辦的正式名稱是中央書記處辦公廳。1948年5月，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並，中央後方委員會撤銷，周恩來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辦公廳，我為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仍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我記得在那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問題考我們，讓在座的人回答。他說，你們辦公廳保管的黨的曆史文件為什麼叫檔案？檔案的“檔”字偏旁為什麼是個“木”字？當時誰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來就給我們講，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檔案工作，從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檔案，後來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記事的檔案，不過那時還沒有“檔案”這個詞。“檔案”一詞最早出現於清朝康熙年間，從字麵理解，“檔”字的原義是木櫃上的橫木框格，引申為存放文書的閣架；“案”就是繕寫文書的桌子，處理一項公務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書也叫一案，“檔案”就是把處理公務形成的文書經過整理保存備查的案卷。在中央辦公廳成立的大會上，周恩來首先提出檔案問題，說明他對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後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經過曾三、裴桐他們積極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正式開館，同時明確規定黨政檔案統一管理。這是黨的一項重大建設，功勞不能記在我一個人的頭上。
“後樓”，是中辦直屬各組的習慣簡稱，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領導同誌的充分肯定。因為這幾個組都在居仁堂後樓辦公而得名。談到“後樓”就要從它的前身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說起。第一辦公室是黨在全國執掌政權以後，第一次在中央辦公廳下設立的直接為中央服務的調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書性工作機構。1952年是我國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最後一年，國家即將轉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正在醞釀製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黨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談，提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一個機構作為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中的參謀、助手。劉少奇強調，要選調一批政治上強，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能在機關坐得住的同誌到中辦來，不怕坐冷板凳，方針是“長期準備，一旦備詢”，不急於表現一時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據這個精神，由各大區推薦一批政策水平較高，思想敏銳，又能夠長期在機關坐下來的地委以上優秀幹部，作中央的參謀、助手。這樣，由我兼主任的隻有十幾個人的第一辦公室成立了。隨著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的撤銷，1955年初，為了加強中央辦事機構，書記處決定成立四個辦公室，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原來的任務不變，人員略加充實升格為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後新的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與八大前的中央書記處性質不同，這就必須對原有的辦事機構進行調整，改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幾個精幹的小組，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服務。1956年黨的八大以後，居仁堂是中央書記處和“後樓”辦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後兩座兩層樓組成。前樓下麵一層中間是一個大廳，大廳東側是我的辦公室，西側是會議室，中央書記處會議就在這裏召開。上麵一層分別是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和李頡伯（後來是龔子榮）的辦公室。居仁堂後樓就分配給中辦直屬各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為危房拆除，我、龔子榮，還有翻譯組搬到甲樓辦公，“後樓”其他各組搬到丙樓辦公，但習慣仍稱“後樓”。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當時汪東興和中辦的幾位副主任都在下麵蹲點搞“四清”，隻留李質忠一人在機關主持日常工作，“後樓”暫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後樓”就給撤銷了。說到底，這個機構是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懷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勞記在我一個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