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1953年，揭露於1954年初，到1955年春處理完畢。這是建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鬥爭。親身經曆過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經不多了。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了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為了說清楚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我還是從高崗、饒漱石這兩個人說起。
一、高崗和饒漱石
我同高崗、饒漱石認識得很早：隨中央紅軍長征，在1935年冬抵達陝北，就認識了高崗；同饒漱石認識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總工會工作期間，他在我的領導下工作，那時我管他叫“小饒”。
在調來北京前，高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並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黨的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饒漱石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委，又是七屆中央委員。但從出身經曆到平時作風，他們兩人很不相同。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橫山一個以燒賣木炭為業的農家，隻上過初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農村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中闖出來的工農幹部。到東北前，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即劉誌丹部隊）政委、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等要職。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劉誌丹、謝子長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過程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東北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走在全國前麵；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他有個致命的弱點，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方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麵發展的必然結果。”
饒漱石，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一個中學教師之家，上過大學，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從白區城市進步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地下黨鬥爭中鍛煉成長的知識分子幹部。1935至1938年間被派出國工作，回國後到華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兼書記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分管白區工作。他有較強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誌譽為“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期間，他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同誌協助下，領導軍民就地堅持鬥爭，渡過難關，曾受到毛主席表揚。但是，這個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幾乎沒有朋友，也極少主動找幹部談心。平時他給人的印象是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生活作風上同高崗相反，煙、酒不沾，從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較久的同誌對他的評價都不好：原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李一氓說饒“心胸狹窄，權欲很重”；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說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曾做過他的政治秘書的艾丁說饒是“偽君子”。饒的權位觀念重，我也領教過一次：1946年底前後，北平軍事調解處執行部解散，饒（軍調期間任中共代表團顧問）飛回延安。我去機場接他，招呼他“小饒”，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我追上前喊一聲“饒政委”，他才答應。過後我向陳毅提起這件事。陳說，饒這人就是這樣。後來饒搞分裂活動敗露，證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鄧小平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
這兩個看起來如此不同的人，由於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來了。
二、事件的先兆
高崗在東北掌握大權後，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動起當獨霸一方的“東北王”、相機攫取更高權位的邪念。他從三方麵下工夫：一是處處強調東北“特殊”，在政策執行上也強調“情況特殊”而自作主張，有的明顯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劉少奇、周恩來視為他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散布流言飛語，設法貶抑、詆毀他們；三是極力討好蘇聯，妄圖“挾洋自重”。那時的蘇共和蘇聯政府大國沙文主義很露骨，高崗卻公然對蘇方說：“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他在蘇方派駐滿洲鐵路係統的總顧問柯瓦廖夫麵前發泄他對劉少奇的不滿，並且造謠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崗隨劉少奇訪蘇回國後，又向人散布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
柯瓦廖夫後來升任蘇聯駐華經濟總顧問，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談判時打了個“小報告”給斯大林，說中共中央委員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中國黨中央領導人現在還支持他們；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等等；還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構成等機密情況。這些“情報”正是高崗提供給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報告”交給了毛主席，但又說：“毛澤東同誌，你的一些同誌對我們在東北的合作非常高興。”並且指名讚揚了高崗，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多年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毫不掩飾地說：“由於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我們失去了一位對我們真正友好並能就中國領導內部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
1952年高崗調到北京，住進東交民巷8號，柯瓦廖夫隨即在東交民巷開設了“總代表處”，約高崗隨時前去吃喝玩樂，繼續投高所好，其意圖不說自明。
饒漱石的權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經兩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黃花塘事件”（按：黃花塘為江蘇省盱眙縣的一個村莊，在抗日戰爭中後期曾是新四軍軍部和中共中央華中局駐地）。
1942年春，劉少奇離開華東回延安工作。中央電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由饒漱石代理，新四軍軍分會書記由陳毅代理。劉走後，幹部中有些人有議論，認為論資格、能力、經驗、人望和曆史功績，陳都比饒強，書記、政委由饒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決定各根據地黨政軍民實行一元化領導，饒更加忐忑不安，生怕書記、政委輪不到自己，於是，施展權術，把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看做排擠陳毅的機會。他自己躲到離軍部40裏外的地方搞“農村調查”，讓陳毅在家主持會議，發動幹部給領導提意見。再看準“火候”，突然返回，分別找一些負責幹部談話，強調陳毅曆史上就“反毛主席”（指1929年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說陳毅一貫反對政治委員、排擠書記，企圖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一聽說陳毅反毛主席，也跟著饒漱石一道批鬥陳毅。用陳老總自己的話來說，當時他那裏“鬼都不上門”。鬥過後，饒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誌發電報，歪曲事實，說陳毅“以檢討軍直工作為名，召集20餘名部、科長會議，來公開批評政治部、華中局及我個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並大言不慚地稱自己在德的方麵“可保證無愧”。同時，又煽惑一些幹部聯名向中央發電批評陳毅。中央考慮到饒、陳不和問題一時難以解決，而原定要在華東主要負責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是由毛主席電調陳毅去延安。電文中交代：“陳來延期間職務由（張）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陳毅到延安後，很快向毛主席、黨中央把一些問題說清楚了，並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饒漱石和華中局發了一份詞意懇切、充滿自我批評精神的電報。毛主席也同時發電報給饒說：“關於陳、饒二同誌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係性質……關於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於若幹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於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誌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誌一概而論。無論在內戰與抗戰時期陳毅同誌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誌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饒漱石同誌加以解釋。”可是，饒漱石在接電的第二天，就回電毛主席，硬說“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於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於工作關係性質，而是由於陳同誌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病。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幹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在個別右的觀點，對過去曆史問題存有若幹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等等，要毛繼續“給他（陳）幫助”。給陳毅的複電就更不用說了。毛主席勸告陳毅“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現在“你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麼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陳聽從毛的勸告，把這事擱下了。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就是這樣得到的！
第二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決定東北、華北、西北、西南、中南和華東六個大區都建立軍政委員會，由大軍區司令員兼主席，其他五個大區都照辦了。對華東地區，毛主席再次交代由陳毅擔任主席。陳毅覺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戰軍和華東軍區司令員，又是上海市市長，夠忙的了，先後向毛主席和饒漱石表示最好別讓他兼任此職。毛吩咐讓華東局討論再定，但仍明確表示，還是由陳毅擔任為宜。饒卻借著陳毅的謙讓，對陳說：“你不擔任，隻好由我擔任。”在召開華東局常委會討論此事時，饒不強調毛主席一再關照主席由陳毅擔任為宜，如果華東任命同各大區不一致，可能引起外界揣測，影響不好等等來說服大家；反而強調華東在美、蔣的海、空封鎖騷擾下軍事任務重，上海工作繁重，陳毅太忙，一再謙讓要他擔任主席。華東局常委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同意了。討論的結果報到中央，毛主席沒有立刻批複，在饒去北京時，又向他問起此事。饒撒謊說華東局幾個同誌都不同意陳毅擔任，隻好由他來擔任。這樣，才騙得批準。這項任命一公布，果然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許多揣測，很多人誤以為，一定是陳毅犯了什麼大錯誤。饒漱石卻如願以償了。
此外，1952年春饒漱石在北京還演了一出鬧劇：那一年年初，他因顏麵嚴重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和治療。他卻疑神疑鬼，懷疑中央可能對他在華東的工作不滿意，借此“調虎離山”；又不知從哪裏聽說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華東幫助工作，心情越來越緊張，情緒越來越煩躁。本來，饒漱石同少奇同誌比較熟悉，這回卻不去找劉，原因是他覺得毛主席和少奇同誌當時在某些問題上主張不太一致，就開始要同劉“保持距離”，並且常在陳毅耳邊說少奇同誌的壞話。5月間，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緊急求見已經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見。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麼，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
建國初，我們黨用3年時間，完成了經濟恢複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務。1952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進入大規模建設時期。
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少奇同誌把我和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找去，商議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構適應上述形勢和任務變化的需要。少奇同誌還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在1952年7月間由他報給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誌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這以後不久，鄧小平、高崗、饒漱石（西南、東北、華東三個中央局的第一書記）和鄧子恢、習仲勳（中南、西北兩個中央局的第二書記）等，相繼被調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饒正隨少奇同誌赴蘇參加蘇共“十九大”，會後又留下考察一些蘇聯工廠，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將各大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並進一步醞釀在適當時機撤銷各中央局和這些大區行政委員會，再抽調地方上一些幹部充實中央機構；同時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改革國家體製。
1953年初，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係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和加強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對政務院工交、財貿、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計劃工作和8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
與此同時，毛主席為了減輕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負擔，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線，隻抓大事的設想。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家計委舉足輕重，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計委主任，又分管8個工業部，權勢顯赫，同其他進京的中央局書記相比，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進入了建設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和人事相應地要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組織部舉足輕重，它的部長被毛主席戲稱為“吏部尚書”。這兩個人隨著地位和權力的上升，個人主義思想急劇膨脹。高崗更加目中無人，迫不及待地想當領袖；饒漱石也急於想在政治投機中附高崗驥尾，分得一杯羹。他們根據一些表麵現象，錯估了形勢，認為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之間有隙可乘，視為良機。於是，1953年的夏秋之際，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兩人配合默契，“這邊一跑，那邊一鬥”，演出了企圖分裂黨的“二重奏”。
三、高崗帶頭發難
這時，高崗飛揚跋扈，除了毛主席，可以說已經目中無人。從以下3個事例可見一斑：（一）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於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崗不過是政治局委員，但有事商量時，他卻通知讓少奇同誌、恩來同誌去他那裏，同其他與會者一道，坐候他出來主持會議。（二）周恩來關照高崗：國家計委作出的重大決策，要上的重大項目，須先報經中央認可後才能下達執行。高聽後很不高興，反過來連問兩次：“哪個中央？哪個中央？”（三）高崗喜歡辦家庭舞會。周恩來曾應邀參加過，發現舞會上很不像樣，當場不辭而別，以後再也不去了。
高崗對少奇同誌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於懷。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後，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後快。
——繼續造謠說黨內有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
——授意“秀才”代筆，以高崗名義發表題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誌在建國前後談論過的關於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觀點，關於農村互助合作問題的觀點關於富農黨員如何處理問題的觀點等等，統統列為所謂“黨內右傾思想”加以批判。
——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誌那些觀點說成一貫的、係統的路線錯誤，並多方搜集有關文件資料，隨時讓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級幹部閱看，相機對少奇同誌進行攻擊。
——散布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劉少奇並不成熟，他隻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隻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麵，看不起東北的經驗，黨的“七大”把劉少奇抬高了。
——攻擊劉少奇劃圈圈，指名道姓地說哪些人是這個圈圈中的人。他還胡說，某個領導同誌曾經講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
——挑撥黨內一些同誌同少奇同誌的關係。1953年3月初，高崗向安子文說起，毛主席有意改組中央政治局和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聽後沒有報經中央授權，自己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的草案，拿給高崗看，也同饒漱石談過。這份政治局委員名單（草案）分作兩組：一組包括毛、劉、周、朱、陳雲（以上為書記處成員）、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為各中央局書記）；另一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高、饒明知這麼做是十分不妥的，卻不報告中央，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幹部散布。高崗胡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1953年3月，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曾指出：那張“名單”的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單的人）。高崗還造謠說，劉少奇不讚成陳正人擔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
——1953年夏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對人說：“我在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劉少奇的老底。”這次會議本來是討論財經工作的，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並且設有中心小組，高崗、饒漱石還有我和安子文等都是成員。高崗利用各地區一些同誌對新稅製的不滿和中央對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有所批評的機會，在饒漱石配合下，“指桑罵槐”，氣焰囂張。他把同會議內容無關的少奇同誌的前述觀點，統統當做薄一波的觀點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實攻劉少奇。他還在會內會外散布有所謂“圈圈”、“攤攤”，製造混亂。批判中他無限上綱，硬把有爭議的問題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給薄一波大扣帽子，什麼“品質不良”、“投機取巧”、“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還煽動別人跟著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檢討，把財經會開成鬥爭會，致使會議無法按原定方針進行下去。原定6月開始、7月結束的會，拖到了8月初。毛主席很重視這次會議，十分關心會議的進展狀況。他要我從始至終出席會議，做記錄。他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詳細彙報頭天會議的情況。我的記錄記得很詳細，誰講了些什麼話都記下了。我彙報完後，再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誌補充。毛主席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裏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8月6日，陳雲在財經會議中心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指出：“新稅製的錯誤，其結果是很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以為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意見是不會沒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說沒有一點不同意見，當然不行。這些意見，也不能說他的都是錯誤的，我的都是對的，也不能說他的都是對的，我的都是錯的。總的說起來，我在今天這樣的會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鄧小平也講了些公道話。這樣，會議氣氛緩和下來。8月11日，周恩來做了總結，宣布會議結束。在這以前，高崗還鬧過一次。當政治局開會討論周總理的總結稿時，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高崗立刻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主席截住話頭，反過來質問高崗：你為什麼不準上書的人寫信給中央（按：指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黨校教育長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寫信向黨中央揭露高崗貪汙腐化、鋪張浪費的事）？東北的工作為什麼就不能檢查（按：指中監委和中財委在1952年8月聯合組成檢查組去遼寧，調查鞍鋼無縫鋼管廠發生設備爆炸事故，死傷了一些工人的事）？東北各省出了錯誤，你東北局還不是要進行批評、檢查！高崗見主席態度嚴厲，才不吭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