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央醞釀參照蘇聯模式調整黨政最高權力機構和中央分一、二線時，高崗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造謠說毛主席已經不重視劉少奇，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場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張由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後來他在杭州又向陳正人自我吹噓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他又說：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是“高林”了。
——財經會議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繼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胡說在我們黨曆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結論。他還把我們黨的幹部分為兩部分，說毛主席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進而鼓吹什麼我們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自己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開始揭批高崗時，周恩來對高的這種謬論概括地稱為“軍黨論”）；散布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該徹底改組，由他來掌握。企圖借此煽動紅區幹部和軍隊幹部跟他一道，拱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1953年秋後，高崗竟去鄧小平、陳雲處“煽風點火”。在鄧麵前他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小平同誌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牆上掛的幾張中央書記像說，就在這中間嘛！並向高指出，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輕易更動。10月間，高崗又去找陳雲，說要向毛主席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提出“你一個，我一個”。小平和陳雲同誌都感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及時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親自“測試”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誌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
四、饒漱石見風使舵
饒漱石到北京後深夜請見毛主席，已經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態。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他還心神不定。那時，他誤以為高崗權勢日盛，劉少奇可能“失勢”，於是不擇手段地“通過與安子文劃清界限，來表明自己不是劉少奇的幹部，以取得高崗的同情和信任”。他在自己後來寫的書麵檢查中承認，這是“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眼光，來揣測黨內生活，並從維持、鞏固和發展個人權位的野心出發，企圖利用黨內的某些‘空隙’來進行政治投機”，結果“不僅成了高崗反黨活動的最有力資本和工具，而且實際上作了為高崗分裂黨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陰謀掃清道路的先鋒”。
——剛到中央組織部，就同劉少奇、安子文鬧別扭。1953年2月底，饒漱石將整理成文的《蘇聯工廠考察報告》稿送請少奇同誌審查。少奇同誌讓他拿給安子文去看和決定分發名單，並交由中央組織部付印。饒大為不滿，隻讓鉛印幾十本，借口未經中央審定，扣壓在手裏不讓分發；幾個月後，少奇同誌向他索取，才勉強給了兩本。
——1953年春，中央組織部由王甫（當時任黨員管理處處長）、趙漢（當時任辦公廳主任）帶幾個同誌去山東考察“新三反”運動和農村整黨情況，受到當地黨組織的阻撓。他們找到當時主持山東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談不攏，隻得返回北京。安子文聽過他們的彙報，隨即向少奇同誌和周總理反映。饒漱石小題大做，借機向安子文發起突然襲擊。在5月間的一次部務會議上，他聲色俱厲地指責安“膽大妄為”！為什麼有問題不向他反映，先向劉、周反映？說什麼“王甫、趙漢是新兵，他們聽到槍聲，不免有些緊張，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該聽到一點槍聲就……”過後，饒又召開了幾次會，毫無根據地給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覺不靈”，“支持條條，反對塊塊”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趙漢被迫離開山東歪曲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議”。尤其惡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謊報情況，說什麼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評”。這樣一鬧，中央組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了。後來毛主席在批評饒漱石時說：“你不要認為你作過大區第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為什麼你鬥爭一個‘吏部尚書’（指安子文）不給中央打招呼？！”
——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積極夥同高崗一道鬥爭薄一波，指責安子文有幾天未到會是“消極抵製”，一再逼迫安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麵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頂住了，沒跟他走）。而且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不顧毛主席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會議核心領導小組會上把所謂“圈圈”問題和“名單”問題抖落出來，“火上澆油”。安子文明明早已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麵檢討，並請求處分，饒卻抓住不放，並散布說，財經會議上鬥爭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實際上，沒等到財經會議結束，饒就在中央組織部內鬥爭安子文了。他說“中央組織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動一下”。7月22日，他召開部務會議，強詞奪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條條、反對塊塊”問題、“整黨建黨規定問題”、“中央組織部對華東局和山東分局表示抗議問題”等等，對安子文橫加指責，而且態度蠻橫，不容申辯。7月25日，他又召開部務會議，把安子文將7月22日部務會議上發生的事向少奇同誌反映，斥為“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並借題發揮，以中央組織部檢查官僚主義不徹底為由，要求重新開會專門檢討部裏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檢討。這個會在8月中旬接連開了兩天，安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饒卻一味吹毛求疵，無理取鬧。有些本來是饒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證明，要求派人查實更正，饒卻蠻橫地拒絕調查。更為荒謬的是，饒本來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檢討時，對“名單”問題隻作一般交代（說明3月間他在組織上犯了一個錯誤，已向中央作檢討並請求處分）而不談“名單”的具體內容；在安檢討過程中，饒還插話說過：“這個問題不便在這裏講。”但當第二天會上有人對安進行批評後，饒卻對大家沒有追問“名單問題”加以指責，說：“安子文千對萬對，但在這件事情上犯了嚴重錯誤。你們應當首先追問安子文：你犯了什麼嚴重錯誤？”與會同誌指出是他自己交代不要談這個問題，饒又強辯說：“是，我是那麼說了，但是你們應當追問，你們問了以後，我再出來解釋。這應當是黨內鬥爭的教訓！”但是沒有人響應，他自感孤立無援，不得不暫且收場。
——1953年9月，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少奇同誌受毛主席委托，主持會議領導小組的工作。參加這個領導小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勳、錢瑛和我，還有饒漱石、安子文和6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我隨時將會議進展情況給毛主席寫書麵彙報。這次會議，原定主要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順利進行。饒漱石卻在會議內外興風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組織部長跟他一起攻擊安子文。但仍沒有能掀起多大波瀾。他不甘心，在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發牢騷，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主席讓鄧小平問饒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去請來。饒心裏虛，隻點了一個陳賡（當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原來他聽說抗日戰爭初期，陳賡帶部隊在太行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麵對薄一波有不滿；又知道陳講話“沒遮攔”，以為陳如果到會，能放上一炮。可是，陳賡來後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來發言。饒又一次打錯了算盤，他的目的沒有達到。
中央覺察到會議方向被搞偏了，決定大會暫停，轉入開領導小組會議，先解決中央組織部的內部問題。在連續幾天的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根本不承認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其他幾位同誌批評他的一些事情，反過來氣勢洶洶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誣蔑安子文“霸著組織部”，使他“插不進來”，而部裏一些同誌同安串通一氣，抗拒他的領導，企圖借這次會議使地方上的組織部長們造成一種錯覺，爭取他們站到自己一邊。可是，問題一經拿上桌麵，擺事實，講道理，饒的種種謊言全被揭穿。情急之下，他竟然又捏造“事實”，說他的政治秘書陳麒章調來半年，組織部還不接組織關係。當時在場參加記錄工作的陳麒章，不得不取得會議主持人許可，破例站起來發言，聲明他一到中央組織部，趙漢就把他編入一個支部，饒說的根本不符合事實。少奇同誌在主持領導小組會議的過程中，對饒進行了嚴肅批評。饒反而在另一次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蠻橫地責怪劉少奇在處理他與安子文的關係上“感情用事，把問題擴大了”，甚至威脅說：“如果少奇同誌發言不謹慎，這個領導小組會要出問題。”因此，中央不得不決定，劉、饒、安三個人在領導小組會上的最後發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審查。
中央書記處幾次開會聽取組織工作會議情況彙報時，我都在場。當時我已感到饒漱石的言行十分反常，但對他為什麼要同少奇同誌一再“頂牛”，一時還解不開這個謎。
在最後一次領導小組會上，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明確指出：“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於這個部過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誌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誌也有成績，不能設想隻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與會的中央領導同誌本著對待犯錯誤的同誌“一看二幫”的精神，在發言中又都給了饒漱石一個“體麵退卻”的台階。但饒最後發言時，仍然堅持自己“原則正確，方法錯誤”，不肯老實認錯。這以後，他還繼續在毛主席麵前數落少奇同誌、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一些同誌的所謂“錯誤”，並照舊到高崗那裏去議長論短，發泄怨氣。後來，不知出於什麼心理，饒又一反常態，對安子文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抵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少奇同誌。”這真是一語泄露了天機。
五、對高饒事件的處理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跡象越來越明顯，到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問題已經充分暴露。黨中央據此判明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下決心予以揭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點明：“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同時，他建議政治局搞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少奇同誌在北京主持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毛主席離京去杭州，在那裏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這前後，毛主席就高、饒分裂黨的問題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如：
1953年12月，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係統高幹會議期間，毛主席兩次約談。頭一次，主席向陳毅詢問他所了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裏，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盤托出。毛主席這才點頭，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主席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三位華東局負責同誌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問毛有什麼指示？主席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盡管這樣，從籌備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到籌備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一年裏，黨中央對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在處理上仍然堅持了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
1954年1月中旬，《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少奇同誌主持下草擬完成後，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約請同他一道起草《憲法》的喬木等同誌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提出：“為了團結決議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
1月18日，毛主席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誌，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提出要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
高崗看到《決議（草案）》後，惶惶不可終日，急忙寫信給毛主席，說他完全擁護和讚成《決議（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想在會前去杭州見主席。我把他的要求代為轉達後，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詞主席正忙於修改憲法草案，沒有時間，把高回絕了。高崗還兩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頭一次，高崗對毛主席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來解圍。主席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表示要給高崗伸冤。
1月22日，毛主席電告劉少奇，重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量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
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著毛主席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還批準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籌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
四中全會前，少奇、恩來、小平三位同誌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五位同誌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了他們的問題。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批評，並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討。這兩個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整理送到我這裏，經過彙總，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誌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別在家裏寫書麵檢查。東北和華東兩個地區，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傳達了七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揭發、批判高、饒的反黨陰謀。為此，在三四月間，分別召開東北地區高幹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五六月間，先後召開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間又召開山東省黨代表會議。
高崗拒不悔改，在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我立即將有關情況向中央各主要領導同誌通報。在請李琦轉告周恩來時，我說高崗是個壞人。據李琦告訴我，恩來同誌聽後表示：“對！尚昆同誌的意見是對的！”
饒漱石停職反省後，我當麵交代陳麒章：現在不便給饒換秘書，今後你作為中央辦公廳幹部，暫時仍以原來名義留在饒處工作，每周寫個“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到中南海直接向我彙報。他忠實地執行了。
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2萬多字的書麵檢查，主要交代了四個問題上的“錯誤”：
1．黃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借全黨整風、審幹之機，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和一貫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1949年底，大區籌建軍政委員會，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主席之職，卻在陳謙讓時，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毛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
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檢查的結尾處，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自扣了8項“帽子”：（一）利用弱點，小題大做，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二）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麵扯謊，矢口抵賴；（三）運用資產階級的權術到黨內鬥爭中來；（四）宗派主義；（五）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六）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七）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八）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由於饒漱石當時患有麵部神經痙攣症，看和寫都有困難，這份書麵檢查，由他自擬大綱後，逐點口授，讓陳麒章記錄整理，讀給他聽，再按他的意見修改、補充而成，大約在1954年底前後定稿簽字，上報中央。此後，饒就無所事事，等候處理，除偶爾去附近的景山公園散步外，足不出戶。
怎麼處理高、饒呢？高崗自殺前，毛主席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以改過的機會；當然原先的一些職務是不能保留了。對於饒漱石，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中，黨中央反複研究過處理方案，我都參與了。當時，中央隻打算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的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一直到全國黨代表會議開預備會，請各代表團討論大會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專談高、饒問題）時，盡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讚成把饒留在黨內，紛紛提出要開除他的黨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開會，經過討論，仍然認為“不必改動原來的意見，應向代表進行說明”。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主席說，這個文件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複才搞成這個樣子，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盡管如此，全會最後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表會議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的黨籍，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
六、饒漱石的問題發生意外
不料，全國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在鄧小平同誌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的討論過程中，風雲驟變，高、饒問題“逐步升級”，最後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會議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後對高、饒問題所采取的措施，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將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經毛主席“拍板”，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將他逮捕入獄。三天後，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