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誌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誌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準,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誌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講《人民公社六十條》,突接龔子榮電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誌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麵向毛澤東作書麵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麵責成機要室的同誌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盡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誌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準,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誌和黨內同誌的談話;中央領導同誌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準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複會場速記的辦法。徐瑞新、田鶴年、師金城他們幾個青年人就是這個時候調來學速記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曆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