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錄音”問題
毛澤東講話時，曆來不喜歡別人做筆記，更不喜歡錄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後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夥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並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不僅是強加在楊尚昆頭上的一大罪狀，還在全國範圍內株連了一大批幹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誌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裏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曆。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20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誌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
“秘密錄音”問題真相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隻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曆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麼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隻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誌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隻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