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八字方針”，壓縮城市人口
楊尚昆說：“現在50歲左右的人對三年困難時期恐怕記憶猶新。那時幾乎人人吃不飽飯，許多人身患浮腫，一些地方出現餓死人的現象。那幾年，困難到什麼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麼都要憑證，全麵計劃供應。每人的糧、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個居民隻發3尺布票。彭真解釋說，3尺布票做衣服當然不夠，是讓大家買點布打補丁用的。3尺布還不能全部用來打補丁，因為你買1條毛巾，也要收你幾寸布票。那時真是困難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麵調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醞釀於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精神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周總理在審閱這個報告時認為與其講整頓不如提調整，並建議增加“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完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9月30日，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的這份報告。但當時提出調整國民經濟，出發點仍然立足於繼續“躍進”，因此，很難真正貫徹執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一個月以後，中央批轉了習仲勳《關於中央各部門機構編製情況和精簡意見的報告》，並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由安子文、習仲勳、馬文瑞、錢瑛、劉仁組成，安子文任組長，習仲勳任副組長，統一領導精簡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但是，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並未根本克服，全會以後，“八字方針”的貫徹落實仍然執行不力。
4個月以後，1961年5月，麵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又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周總理作關於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他說，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法？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並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3個人的飯3個人吃，不要5個人吃。陳雲著重講了精減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麵前擺著兩條路供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別的什麼路可走。我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對此，楊尚昆感慨地說：“那時我剛剛從河北徐水、安國等地搞農村調查、宣讀《人民公社六十條》回來，當地農民口糧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糧，加上在食堂吃飯浪費多，社員吃不飽，特別是主要勞動力吃不飽是普遍現象。因此，我深深體會到陳雲同誌這篇講話講得深刻，講得及時，真正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這次工作會議結束以後，精減城市人口工作開始認真地抓了起來。
1961年八九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這次會議統一了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重要意義的認識，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真正開始。廬山會議最後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兩年補充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對八屆九中全會規定的各項指標作了很大的調整。比如鋼，從原定1961年產量為1900萬噸猛降為850萬噸。
當時，由於被動員回鄉的大多是因為“大躍進”進城不久的新職工；同時，當時城市供應比較困難，農村的糧食、副食品可能相對地比城市反而寬鬆些，阻力比設想的要小，因而，精簡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1961年全年精減職工873萬人；城市人口減少1000萬人左右，減少糧食銷售40億斤。
七千人大會
廬山會議後，“八字方針”開始得到貫徹，但經濟形勢仍未擺脫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反華升級。國際、國內形勢使黨內出現新的思想動向。一些同誌為了回擊國外反華勢力對我的攻擊，主張拚命也要趕英超美，急躁情緒又滋長起來；更多的同誌，主要是縣和縣以下基層同誌，對於上級領導的主觀主義、高指標、瞎指揮存在埋怨情緒，要求發揚民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扭轉困難局麵。中央考慮了這些情況，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醞釀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一級幹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這個精神，11月13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12月20日先召開一次例行的工作會議，1962年1月再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級領導幹部和重要廠礦、企業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這就是後來的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開會、議事，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個創舉。劉少奇向大會提交了一個書麵報告。報告裏關於“精兵簡政”問題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確指出，精兵簡政問題是當前調整工作中的“首要問題”。
楊尚昆說：“這裏有一個小插曲。會議開了半個多月，已臨近春節（2月5日），大家都覺得該結束了，紛紛要求同中央領導同誌照個相。1月28日，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和工作人員共8000多人，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後廳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合影。從下午2時開始，到3時40分結束，隻花了一個多小時，就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這麼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創舉。”
但是，會議沒有結束。許多人反映，想說的話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還有人反映，小組會上有人壓製民主，不讓人講話等等。這些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裏。1月29日，毛澤東就在大會上宣布，要“趁熱打鐵”，讓大家把話說完，會議延長到春節前閉幕。話音一落，全場熱烈鼓掌。為了防止小組會上壓製民主，中央幾位常委分別下到各組會場坐鎮。劉少奇去了安徽組，周恩來去了福建組，朱德去了山東組，陳雲去了陝西組，鄧小平去了四川組。由於有中央領導同誌在場，會議氣氛頓顯活躍。地、縣一級同誌紛紛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書記提意見。2月1日，毛澤東又決定，會議再延長幾天，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過個春節。2月7日，周總理在大會上講話，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難八條辦法。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他宣布：“中央決定，1962年上半年要繼續壓縮城鎮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要減少500萬人。在上半年精簡指標實現以後，下半年還要考慮提出新的精簡計劃。這是克服當前困難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周總理講話以後，大會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