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爭縮小受“小說《劉誌丹》案”株連的範圍
1962年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左”的指導思想進一步發展。剛剛擺脫沉悶局麵的工會、共青團、婦女工作又受到了新的衝擊。
首先是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無中生有，指責小說《劉誌丹》一書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製造了“習仲勳反黨集團”冤案，全總和團中央也為此受到牽連。當時，小說《劉誌丹》一書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劉誌丹》（第六稿）的若幹章節已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光明日報》上連載。《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分別是全總和團中央的機關報，《劉誌丹》的組稿和出版者工人出版社是全總的事業單位，而全總、團中央又是歸楊尚昆負責聯係的，這件事就自然地牽連到楊尚昆頭上了。
工人日報社和中國青年報社僅僅是刊載了《劉誌丹》的若幹章節，怎麼也不能上綱上線，說他們蓄謀反黨，劃到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裏麵去。組稿並出版《劉誌丹》一書的工人出版社就不同了，非得查個水落石出不可。8月24日，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楊尚昆就匆匆忙忙從北戴河趕回北京，立即責成群眾工作組胡劍青等同誌去調查此事。隨後，由中央辦公廳會同中央組織部幹部楊以希、全總書記處書記黃民偉等同誌組成一個小組，經過幾個月的工作，最後向中央書記處寫出報告。指出：工人出版社為了在廣大職工群眾中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早在1956年就擬訂了一個出版革命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小說《劉誌丹》就是這個計劃選題中的一部。原來是想出一本好書，主觀願望是好的。報告指出，工人出版社沒有在習仲勳領導下工作過的人，也沒有同習仲勳有過聯係，不存在反黨集團問題。這就保護了工人出版社的同誌，也保護了全總。康生雖不滿意這個報告，但是他也沒有辦法推翻這個調查結論。“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康生重新抓起《劉誌丹》這個“題目”，變本加厲，借機整人。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同誌最終被迫害致死。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這個冤案才得到平反。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為“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明確指出：“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同誌參加革命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對革命是有貢獻的。強加給他們的反黨罪名應予推翻，徹底平反，恢複名譽。1962年以後審查他們所形成的一切誣蔑不實的結論意見和材料，應予否定。對因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問題受到株連迫害的幹部和群眾，均應予以平反，恢複名譽。”至此《劉誌丹》和“習仲勳反黨集團”冤案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