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與此同時，克賴夫和艾爾莎發現，德倫似乎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德倫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古怪，喜怒無常，情緒失控，有時甚至十分殘忍，讓克賴夫和艾爾莎不禁害怕起來。
有一天，德倫不幸患病，各種生命特征都已消失，克賴夫和艾爾莎隻得把她入土埋葬。不想深夜時分，德倫卻突然從墳中衝出，似乎要開始向人類報複。她伸展著新長出的羽翼，麵目猙獰，凶殘無比。克賴夫被殘忍地殺死，艾爾莎也命在旦夕，假如任其肆虐下去，不知還會發生什麼……
從造型角度來看，本片可謂相當成功。“德倫”的外形是由紐約藝術家丹·奧萊特設計並製作的，對人物性格的體現十分貼切―從幼年時的屏弱，到青春期的困擾與誘惑，直到變異後的凶殘……所有的外部形象，都十分準確地刻畫出德倫那卑微怯懦的內心世界。事實上“德倫”(Dren）一名的來曆，本是她自己對艾爾莎衣服上字母nerd的簡單反拚；可“nerd”確實有這樣一層意思―“卑微之人，討厭之人”。
這部影片的導演是曾執導《立方體》的加拿大著名導演文森佐·納塔利，製片則是奇幻電影《潘神的迷宮》的製片、墨西哥電影人吉爾莫·德爾·托羅。文森佐·納塔利一直對冷酷、暴力和恐怖情有獨衷，因而他的影片總是呈現出一種陰冷而詭異的幻想色調。本片拍攝於加拿大境內，美麗的安大略湖也被選為外景之一。而這些敬業的導演與演員，就在這良辰美景之中，演繹著人性內心的罪惡與凶殘。“巴西來的男孩”
假如在網上搜索有關“The Boysfrom Brazil”的信息，你也許會發現大量因蟬聯世界杯而揚名的巴西足球隊的資料。事實上這已經屬於“挪用”了，因為這一短語最初出自美國作家艾拉·萊文（Ira Levin, 1929一）的小說（巴西來的男孩）（丁he Boysfrom Braz們，1976) 。這部作品於1978年被拍成電影，由著名演員勞倫斯·奧利弗和格利高裏·派克聯合主演。片中的猶太英雄曆經艱險，千方百計地追捕納粹逃犯，粉碎了他們企圖複製希特勒的險惡陰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勇士確有其人，並被英國政府授予爵士稱號；另外一部電影（奧德賽檔案》也曾把他當做原型。
（巴西來的男孩》有一個同名的
中文繁體字譯本，不知出自香港還是台灣； 中文簡體字的譯作則被稱為
《九十四個小希特勒》。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很具體地向公眾提出了一個問題：克隆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倫理和道德衝擊。而這個問題在“多利”問世之後又掀起過一輪新的討論熱潮。
所謂克隆就是無性生殖，就是不經過性配子的結合產生新生命的過程，隻不過現在一般特指直接由單細胞產生新個體的過程。如果從廣義的克隆概念上來說，有關的科幻作品很多―不通過生殖而構造新生命，尤其是人類的生命，一直是科幻小說偏愛的主題。
對於克隆人，科幻作品中的擔心無外乎兩種：一是一個由”可生產人類”構成的社會是否有可能產生，二是萬一這種技術為居心不良者所掌握是否會克隆出一些大奸大惡之人。
事實上，第二種擔憂與時下的克隆技術關係應該不大，正如（巴西來的男孩》所講述的故事：
避難於南美的納粹殘餘分子保留著希特勒的血液和皮膚，依靠克隆的方式複製出94個小希特勒。他們把這些小克隆人寄養在不同的國家，並讓他的養父在65歲左右死去（這是希特勒身世特征之一）。一係列的謀殺行動引起了反納粹組織的注意，他們終於破獲了這起陰謀並掌握了小希特勒的名單。可故事的結尾卻出人意料，掌握名單的人―這位堅定的反納粹猶太戰士―竟將名單毀掉了！他認為這些孩子是無罪的，因為其時
(20世紀70年代中期）社會環境已大大改變，滋生納粹的土壤早已消失，即使真有人具有希特勒的性格和思想，也無法再靠法西斯理論將一個民族控製在自己手中。
那麼，這些小希特勒是否真的具有希特勒的思想呢？事實上，要想完整地“再現”一個人首先必須做到完全複製，這就需要解決一個意識和記憶的保存和轉移問題，而這一點在目前或者可預見的將來還不會有什麼進展，這需要依賴心理學、腦科學等學科的共同努力（在科幻電影《第六日）中，這種記憶顯然是在瞬間就被完成了）。因此，此前一直被鼓噪的所謂克隆人，即便有朝一日真的“誕生”，在生理學意義上與試管嬰兒也沒多大區別，所謂“希特勒再世”式的恐怖都是無稽之談。
但是，假如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第一種擔憂則確實有可能應驗，這也許是未來時代對整個人類社會觀念的一次重大衝擊。在很多科幻作品中，雖然都沒有直接描述克隆技術，但這些社會的構成，無一例外都是在人類可大規模生產複製的前提下建立的。而現在，從純技術上講，我們眼看就要跨過“克隆人”這道門坎了。接下來，有了理論就會有實踐，有了技術就會有市場，接著就是形成規模……難道真的有一天，也許就在不太遠的將來，當你打算要一個孩子的時候，醫生會對你說：您需要的是一個科學家型的，還是藝術家型的？
假如真有那麼一天，人類的整體素質倒是有望大大提高；但這對於每一個人類個體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2004年，在一項由頂尖科學家參與投票的最佳科幻影片評選中，經典作品（銀翼殺手） ( Blade Runner,1982)以最高票數當選。這一投票是由英國（衛報）發起的，參與者是60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銀翼殺手）講述了2019年發生在洛杉磯的一場追殺故事，退休警探受命追查一批被通緝的克隆人；主人公的飾演者是大名鼎鼎的哈裏森·福特。
整個影片的基調都充滿了陰鬱和灰暗，這似乎是西方科幻對未來描述的一種慣例，我們在觀賞《發條橙》、（少數派報告）之類的影片時也會發現類似的場景。因為許多未來學家擔心：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明天，固有的秩序與整潔也許會被人們所擯棄―在穿梭於高樓大廈間的快速飛車下麵，是肮髒擁擠的街道；在遮蔽了半個天空的巨幅廣告下麵，是庸庸碌碌的芸芸眾生。
有觀點認為，“影片自始至終貫穿著對人和人的價值的思辯”。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尚不完全。事實上，作為一部科幻作品，（銀翼殺手）最突出的亮點是文明的規則和秩序與人性和情感之間的衝突。不錯，我們談過太多科技發展的負麵作用，我們總是在宣揚科技是雙麵刃，它的刀鋒不一定哪天就會落到我們自己頭上―可憑心而論，沒有科技發展就沒有這些衝突了嗎？因而可以認為，影片所表現的，更主要的是秩序與人性之間的思辯；而且這種思辯是對等的，也就是說，並非如我們通常所關注的那樣，人性一定如何如何閃光，而是對另外一種可能也冷靜地做了同樣的思考：假如個體對整體確實有所危害怎麼辦―盡管這些個體本身也是受害者。
影片明顯而濃鬱的悲劇色彩也引起了人們的討論，甚至推延到對整個科幻領域悲劇性前瞻的質疑。其實這並非科幻的特色或過錯。事實上在整個文學領域，悲劇往往比喜劇流傳更廣、影響更大。按照魯迅的觀點：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因而更能給人以震撼。具體到科幻文學，有一類是需要把人處於極端狀態下進行考察的，那麼悲劇背景顯然比喜劇背景更有效。所以，作家這樣描述更多的是基於文學上的考慮。當然，對前途的憂慮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麼科學家為什麼會對這部影片情有獨鍾呢？也許是因為他們比一般人更敏感地捕捉到了所謂克隆人問題的深刻內涵。事實上一些西方科學家在探討這一問題時早已不再關注能否複製本身，更喜歡在思考中注入有關宗教情結以及原罪之類的概念，因而他們悲觀地認定，複製人類隻可能有兩種結局，而它們對人類來說同樣悲觀，那就是―奴役，或者軾父。而在這部影片裏，幾乎是相當直觀地表現出了這兩種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該片20世紀80年代上映之初遭到了極大的冷遇。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似乎一向如此不幸，也許是因為他的前瞻性太強。與同時代的人相比，迪克的目光總是看得太遠，以致於他的作品生前很難讓人接受。事實上，我們看過許多由他的作品改編的影片：比如（全麵回憶》，比如《少數派報告），等等，以及這部原作被稱為（機器人會夢見電綿羊嗎？）的（銀翼殺手》。這些作品現在正日益受到好評，然而作家本人生前卻因作品得不到認可而在貧困交加中死去。